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幼儿的动物恐惧症，我们必将对其产生更好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必须反抗本我（正向或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对象占有，因为它很清楚，如果屈从于这股力量，就有被阉割的危险。我们此前讨论过这种情况，但留下了一点疑问有待澄清。在小汉斯的例子（正向俄狄浦斯情结）中，究竟是对母亲的柔情，还是对父亲的敌意（攻击性）引发了自我的反抗？从实用角度看，这其实并无差别，何况这两股冲动还经常相互扶持。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个问题却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对母亲的柔情是纯粹的爱欲情感。攻击性本质上与破坏欲望相关，而我们却一直认为，在神经症中，自我反抗的是力比多的要求，而不是其他欲望的诉求。实际上我们发现，在恐惧症形成之后，患者和母亲的柔情联系仿佛突然消失了，它彻底地被压抑作用所征服，而症状（替代物）则伴随着攻击性冲动的出现形成。“狼人”这一案例的情况更加简单：被压抑的冲动显然是爱欲冲动，即女性对父亲的态度，而症状也正由此形成。
说来惭愧，在做了这么多工作后，我们在理解最根本的关系时依然遇到困难，但我们已经决心不对任何东西进行简化和隐瞒。假如我们不能对一样事物具有清晰的认识，那我们至少应该弄明白我们所不清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在这里对我们造成阻碍的，显然是力比多学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磕绊。起初，我们回顾了力比多从口腔性欲阶段、肛门―施虐阶段到**阶段的发展过程，并赋予了性欲望的所有成分同等的地位。后来，我们发现施虐行为代表了另一种与**对立的欲望。对于这两种欲望群体的新认识，似乎推翻了之前力比多渐进发展的模式。但摆脱困境的办法，其实唾手可得：与我们打交道的不是纯粹的欲望冲动，而是两种欲望以不同比例掺杂之后的结合体。所以，施虐的对象占有也可被当作力比多的对象占有看待。我们无须对力比多的发展阶段做出调整﹐对父亲的攻击性冲动也可以像对母亲的柔情一样，成为压抑作用的对象。但无论如何，压抑作用依然可能是一个与力比多**阶段联系尤为紧密的过程，当自我需要对抗其他阶段的力比多时，它或许会采取一些别的抵抗手段——我们暂且把这一可能性放在一边，作为之后研究的素材。因为像“小汉斯”这样的案例，并不能帮助我们做出选择，攻击性冲动虽然在其中被压抑，但那是力比多到达**阶段后的成果。
这一次，我们将时刻关注它与恐惧的联系。我曾说过，自我一旦意识到阉割的危险，就会发出恐惧信号，并借助对快乐―不快的掌控，抑制本我中颇具威胁的占有过程。与此同时，恐惧症也就出现了。阉割恐惧获得了另一个对象，并以扭曲的方式被表现了出来：它表现为被马匹撕咬（被狼吞食），而不是被父亲阉割。这种替代物的产生带来了两点明显的好处：一是避免了矛盾冲突，因为父亲同时也是被爱的对象；二是使得自我得以阻止恐惧的产生。恐惧症的恐惧具有选择性，它只在其对象被感知到时才会出现。这其实很有道理，因为只有这时候才会出现危险的场景。如果父亲不在场，那人们也没有必要害怕被阉割。只不过人们无法摆脱父亲，只要他愿意，就总能随时出现。但如果父亲被动物所取代，那人们只要避免看到这种动物，即不让这种动物在场，就能摆脱危险和恐惧。所以，小汉斯给他的自我施加了限制，他禁止自己出门，是为了不在街上碰见马匹。那个俄国男孩的境况则要好许多，他只是不想再翻阅某本图画书，这算不上太大的牺牲。要不是他的妹妹从中作梗，反复把书中画着一匹挺直身躯的狼的那一页摆在他面前，他原本也可以摆脱自己的恐惧，收获安全感。
从前，我曾说过恐惧症具有投影的特征，它用能被感知到的外部危险替代了内部的欲望危险。这么做的好处，是人们可以通过逃避的方式对抗外部危险，或是避免感受到它的存在，而他们在内部危险面前则无处可逃。我的这一评论并非不正确，但有些流于表面。欲望的要求本身并不危险，只有当它引发了真正的外部危险（阉割危险）后，它才成为一种危险。所以，恐惧症实际上只是用一种外部危险替代了另一种外部危险。在恐惧症中，自我以逃避或受症状阻碍的方式摆脱了恐惧，这恰恰说明恐惧只是一种情感信号，力比多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所以，动物恐惧症的恐惧只是自我对危险的情感反应，它所暗示的危险依然是阉割的危险。它与自我在正常遇险时所表现出的现实性恐惧唯一的差别，在于它的内容依然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只是以扭曲的方式进入了意识。
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成人的恐惧症。虽然后者需要加工的素材要丰富许多，促成其症状形成的因素也要增加一些，但两者本质上是相似的。广场恐惧症患者对他的自我施加了种种限制，以逃避某种欲望危险。这种欲望危险，会诱使他追求性欲望的满足，从而让他像儿时那样，重新面临被阉割的危险，或是陷入类似的境地。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年轻人因为害怕被妓女引诱并因此遭到报应（沾染梅毒），患上了广场恐惧症。
我知道，许多案例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许多其他被压抑的欲望冲动也是诱发恐惧症的原因，但它们只是旁的因素，后来才与引发神经症的本质因素产生了联系。在广场恐惧症中，自我不满足于回避某种事物，还要通过额外的努力，让危险从某种情况下消失，这就使得广场恐惧症的症状特征变得更为复杂。这番额外的努力，通常是在时间上退化到童年时期（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还可以一路退回到身处娘胎之中、彻底不受外界威胁的时期），只有满足这一条件，逃避才不会发生。所以，广场恐惧症患者可以像孩子那样，在熟人的陪伴下出门。或者，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只能在离开家特定距离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去他不熟悉、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在设立这些规定条件的过程中，儿时的因素产生了影响，并以让他患上神经症的方式控制着他。即便没有这种退化到童年的情况出现，恐惧症的意义也十分明显，它显然是害怕独处，这在本质上是想逃避独自**的**。当然，退化到童年的前提，是患者在年龄上已经与童年相去甚远。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在街上、火车上、独处时）经历了恐惧的第一次爆发，恐惧症就出现了。后来，这种恐惧一度遭到禁止，但只要保护条件得不到满足，它又会重新出现。恐惧症的机制是一种很好的抵抗手段，它有着趋于稳定的强烈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反抗的斗争往往可以延续，但它已经把矛头对准症状，且并非必然出现。
我们对恐惧症中恐惧的理解，也同样适用于强迫症。把强迫症的情形简化为恐惧症的情形，并非一件难事。后来所有症状的形成动机，显然都是自我对超我的恐惧。来自超我的敌意，是自我必须摆脱的危险情形。这里没有任何投影的迹象，危险完全是内在的。但如果我们问，自我究竟为何害怕超我，那答案只能是：来自超我的惩罚是阉割惩罚的延续。正如超我成了非人格化的父亲，由它所引发的阉割恐惧也转化成了不确定的社会和道德恐惧。但自我只要遵从强加给它的要求、规定和惩罚，就能避开这种恐惧，将它遮掩起来。一旦在这一过程中遇到阻碍，它就会感觉到极度不适，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与恐惧相对等的事物，而患者本人就把它视为恐惧。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恐惧是对危险情形的反应，如果自我能够以某种方式避开或逃离这一情形，那恐惧就可被避免。我们可以说，症状的出现正是为了避免恐惧的诞生，但这种说法经不起深入的推敲。更准确的说法是：症状的出现是为了避免危险情形，而恐惧的产生就是这种情形出现的信号。在我们研究过的案例中，危险均来自阉割，或是由此所衍生的事物。
如果恐惧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那我们很容易推断，常在死里逃生后出现的创伤性神经症，正是生存或死亡恐惧的直接结果。自我的从属关系及阉割这一因素，此时被抛在了一边。大多数人在观察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创伤性神经症案例时，都倾向于认同这一观点。他们骄傲地宣称：有证据表明，无须性欲的参与，也无须考虑精神分析的复杂假设，自我保存欲望受到威胁就能引发神经症。迄今为止，对于创伤性神经症尚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分析，这未免令人遗憾。这并非因为它会与性欲的病源性意义产生矛盾，自从引入“自恋”这一概念之后，对自我的力比多占有和对对象的力比多占有被放在一起考虑，自我保存欲望的力比多本性反复得到强调，所谓的矛盾早已不复存在。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缺少这类分析，我们错失了彻底解密恐惧和症状形成之间关系的宝贵机会。以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简单神经症结构的了解，它不太可能只由危险这一客观事实引发，而没有心理装置中更深层次的潜意识内容的参与。但在潜意识中，不存在任何与毁灭生命相关的内容。对阉割的设想，仅仅来自将粪便排出体外或是断奶时失去母亲**的日常经历。但与死亡相类似的事物，却从未被经历过，或是如同陷入昏迷时一样，未曾留下任何痕迹。所以我仍然坚持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其实与阉割恐惧十分相似，自我要面对的情况，是与保护它的超我（命运的力量）分离，从而失去一切安全保障。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导致创伤性神经症的经历中，外部的刺激保护层遭到破坏，过多的刺激量进入心理装置中，于是就出现了第二种可能性：恐惧不仅成了一种情感信号，也从这一情形的经济条件中重新生成。
我们曾经指出，自我通过反复失去对象，做好了遭阉割的准备。这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恐惧。此前，我们一直把恐惧视作危险的情感信号，但因为它经常与被阉割的危险产生关联，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作对放弃和分离的反应。虽然这一结论很快就会招致反对之声，但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很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人类的第一次恐惧体验至少可以追溯到出生的过程。客观地说，出生就是与母体分离的过程，假如我们把孩子等同于阴茎，那它还可以被视作对母亲进行阉割的过程。接下来，如果恐惧作为分离的象征，在每一次分离的过程中反复出现，那自然是再理想不过。可惜，我们并不能这样利用这种一致性，因为完全处于自恋状态的胎儿根本不会把母亲作为一个对象看待。另一种顾虑在于，我们对分离所导致的情感反应有所了解，它带给我们的更多是痛苦和悲伤的感受，而不是恐惧。但我们也记得，在讨论悲伤问题时，我们也曾为它能给人带来如此多的痛楚感到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