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道：“你是良善之人，心系天下生民，通晓真正的佛家悲悯。燕王是否昏庸无道，这杆秤，我交到你的手中。若有一天，你认为燕王已堕落，便说与我听，那时自会有惊涛骇浪冲天而起。”
溥恰问道：“那在此之前，陛下怎么办？”
姚广孝回道：“把他藏在安全的地方，确保这世间只有你能找到他，不要告诉我他的行踪，只要你自己知道便是，若乱世到来，便打起陛下的旗号，如若乱世没有到来，便让他度过平安的一生。”
溥恰又问道“这是你对陛下的悲悯？”
姚广孝斩钉截铁道：“这是我对天下的悲悯。”
溥恰一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过了很久也没有反应过来，又道：“师兄.......真是拿人心做了一场豪赌。你就不怕，出了京师，我便带着陛下召集旧部，与燕王对抗？”
姚广孝轻声道：“若真如此，便是害了建文。师弟是聪明人，自然不会这么做。”
溥恰沉默片刻，忽然问道：“那往后师兄打算怎么做？”
姚广孝缓缓站起身，环视众人，朗声说道：“尽我所能，辅佐燕王，为大明开创一个真正的盛世。我要让后世的史书记住这个时代，当千秋万代之后，史官再回首此间光景，会诚心认可，这是燕王的盛世，大明的盛世。”
“永乐盛世？”
“永乐盛世！”
姚广孝话音未落，身影已然远去，一刻也没有回头，漫漫长夜过去，天光大亮之时，下了一夜的大雨也止住了。
天界寺内，朱棣半信半疑地看着姚广孝，急迫的问道：“大师的意思是，我那侄儿，当真是死在那场大火之中了？此事非同小可，大师可有实证？”
姚广孝回道：“贫僧这些时日审问了宫中一众侍女和宫人，皆如此传闻。”
朱棣眉头紧皱，继而道：“传闻，传闻又怎能当做实证呢？此事朕自然会去查明，大师近来辛苦，便好生休养身体吧。”
姚广孝感恩道：“休养身体并不着急，如今战事刚刚落定，天下百废待兴，贫僧自觉应当为陛下分忧，还天下一个海晏河清，国泰民安。”
朱棣一愣，随即淡淡一笑道：“大师若是已经准备好，便随朕干一番大事业吧。”
永乐元年，朱棣颁布诏令，下令山东、北平、河南等低遭受战祸的州县，有无法耕种的生民，免去三年的差税。不曾被兵祸乱的州府，也与直隶凤阳、淮安、徐州、滁州、扬州一同免去秋夏税粮，其余直隶府州、山西、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两广、四川、云南各免除一半，建文四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一应钱粮、盐课等一并免除。受灾生民各还原籍复业，需要的种子牛具，令官府给付。
当年十月，朱棣再对户部下诏：因战乱影响，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对受灾之地、受灾之民免去赋税，劝课农桑，并以官府名义提供补贴，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战后生产秩序的恢复。而这诸多施政策略的前提，多来自姚广孝与袁珙多年前走遍大明诸省及府县的经历。
在稳定生产之余，朱棣又加强了对百官的监察，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力求再现洪武年间吏治清明的景象。同年，有感于北方边塞无人主持防御，京师又偏安江淮一隅，且深受国初功勋集团牵制，朱棣随即颁布影响了大明朝未来两百年国运的诏书：以北平为京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北平为北京，即日起筹备迁都事宜。
在朝政方面，自太祖皇帝废除宰相一职，皇帝权威的确得到极大的增强，但皇帝本人的精力无疑是有限的，难以支撑经年累月地处理堆积如山的国事。因此朱棣强化了文渊阁在参议政务中的作用，当年便下诏，令解缙、黄淮等当朝名士入阁，辅理政事。而始终在背后出谋划策的姚广孝则婉拒了朱棣的入阁任命，也婉拒了朱棣的任何赏赐，最终只勉强接受了不痛不痒的“僧录司左善世”一职。终其一生，他的身份也不过是一名僧人，始终游离在权力中心的周围，从未靠近，也从未远离，但朝中百官却无人敢质疑姚广孝的地位与分量。平日里，姚广孝只居住在天界寺，上朝时便穿朝服，退朝后仍换回黑色僧衣，泯然于寺中众僧之中，仿佛波澜壮阔的前半生于他而言只是一场幻梦。
永乐元年十月末，昔日建文帝身边主录僧溥恰主动出现在世人面前，带来建文帝已然葬身于宫中大火的消息。姚广孝知道，溥恰消失的这些时日，正是给建文帝找了一个绝对隐秘的藏身之处。如今坦然出现在朱棣的视线之中，也正是为了给建文帝加上最后一层保护。
朱棣却并不相信溥恰的说辞，将他毒打一番之后，关入大狱之中，只称何时想起建文帝的下落，何时再放他出来。
深牢之中，传来溥恰的大笑声：“若是如此，贫僧只好在狱中了却残生了。”
永乐元年十一月，随着天下日渐安定，此先一度被搁置的立储之事重新被朝臣提起。率先议论此事的，正是一众靖难功勋，话里话外皆是请求立此子朱高煦为储君。这一日朝会，袁珙在姚广孝的授意下，身着道袍上朝，请求为大皇子朱高炽、皇孙朱瞻基看相，而后当众说与众臣听：朱高炽与朱瞻基皆有天子之相，是为天命所在，不可违逆。群臣面面相觑，唯有朱棣听出了袁珙话中的弦外之音。他不由想起多年以前，在王府之内的初次见面，袁珙也是借口看相而来，为自己献上了扫平天下的计策，那时的意气风发，想来不免令人怀念。
朱棣沉声说道：“诸卿的意思，朕已经听懂了。立储之事，朕已有决断，这几日便会下诏。”
当年末，朱棣终于下旨，立长子朱高炽为储君，在皇帝出征在外之时，行监国之职。
立储的消息尘埃落定时，袁珙深感使命已成，随即向皇帝上书，言称自己年迈，无心再理朝事，恳请皇帝放其远走，朱棣知晓袁珙个性，于是并未多做挽留。
据坊间传言，袁珙离开京师后，一路西行前往龙虎山修道，之后再无任何消息,无论是朱棣还是姚广孝，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再未见过袁珙。
永乐八年，龙虎山下的百姓皆传，龙虎山上金光闪闪，之后一道青色划破天际，似是得道之人羽化登仙之景。
永乐元年十二月，在内政和民生皆逐步迈入正轨之后，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的旷世大典。早在洪武二十一年，太祖皇帝便有意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因种种缘故并未修成。到了永乐元年，朱棣决心继续完成太祖皇帝的遗志，便令文渊阁大学士解缙等人修书，召集编撰一百四十七人，著书宗旨即为：“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至永乐二年，《文献大成》成书，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直言“所纂尚多未备”，令其回炉重造。为表事关重大，朱棣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将编纂队伍扩大到了两千人，参用京师文渊阁全部藏书。此书历经五年修编，于永乐五年定稿，写成两万两千余卷，仅目录便有六十卷，成书一万一千余册。
这一次，朱棣在审阅之后，一度热泪盈眶，亲自为其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
在序言之中，朱棣挥笔写道：“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理至而宣人文粤......其书始于元年之秋，而成于五年之冬，总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之曰《永乐大典》。聚其散而兼总其条贯，于以见斯道之大，而无物不该也。”
朝会之上，朱棣对百官言道：“此书乃是一统之作，象征我大明朝正统文治昌盛，更是盛世修典之壮举。朕这一生，有此书，留史册，无悔矣。”
此后十数年，在永乐一朝，七下南洋，五征蒙古，迁都京师，幕后皆有姚广孝在其中出谋划策。他果真履行了对溥恰的承诺，竭尽所能辅佐朱棣，为天下生民开创一个伟大的盛世。
永乐十六年，已跟随朝廷迁至顺天府居住的姚广孝一夜之间重病缠身，不能上朝。朱棣下朝之后匆匆赶去庆寿寺相见，这对走过数十年风雨的君臣做了最后一番对话。屋中仅有君臣二人，未有旁人随侍，因此史官无从得知俩人最后说了什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姚广孝的遗言中，明确提到了溥恰。
因为在皇帝离开之后，便给诏狱下旨：放年逾古稀的溥恰回到应天府，回到天界寺内居住,无人知晓，皇帝陛下是否在最后的时刻放下了对寻找建文帝的执念，旁人也无从求证。因为就在溥恰回乡不久，便病逝在寺庙之中，临终之际只留下了一句话：师兄没有负我，也没负大明朝。
永乐十六年冬，有锦衣卫匆匆来报，姚广孝消失在漫天风雪之中，满城不见踪迹。众人只在庆寿寺双塔之间找到一件姚广孝常穿的黑色僧袍，抖开一看，众人才发觉，这件僧袍早已是破旧不堪。难以想象，它竟然十数年如一日地穿在大明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僧人身上。
据寺中僧人所言，有弟子最后一次见姚广孝，姚广孝让其给世人留下一句话：“道衍和尚一生罪孽深重，一手论佛道，一手兴杀戮。圆寂后，不配成佛，空有佛心，却仍是鬼面，只堪在轮回之中领悟修行之道。世间因果，首尾相衔，终是宿命轮回，天命有道，无可违逆。
我走之后，不必念我，惟愿世间再无我。”
史载，大明永乐十六年冬，大雪纷飞，姚广孝圆寂于京师庆寿寺，终年八十四岁。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