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年），长期操劳的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他死后，皇帝给了他极高的荣誉。张居正的死对皇帝来说，对帝国来说无偿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时候皇帝已经20岁了，正进入亲政期，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进入变化期，张居正的退出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君臣关系将会以一种更加尴尬的方式终结。
神宗既亲政，张居正留下的影响仍在，而且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的神宗喘不过气来。满朝皆是张居正用的人，政策的执行也是按照他所制定的成例，平日里耳畔边响起的也是关于张先生的一切，帝国仍然是按照张居正时代的惯性在运转。
神宗自小由于张居正的压制而形成的扭曲心理此刻正在慢慢的发挥作用，此种因果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潜意识和不自觉的，但在这场倒张运动中，随着皇帝的胜利，他渐渐成瘾，因为这是他已经开始亲政的证明。
虽然张居正的影响还在，但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已经捕捉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潘晟是浙江新昌人，嘉靖年间的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因为不愿意写青词而致仕，隆庆年和万历朝的第一个十年曾经两次复官，又两次致仕。潘晟在任上遭多位言官弹劾，加上其本人淡泊官场，所以仕途多有不顺。但潘晟曾是冯保的老师，又是张居正的私人，所以张冯二人一直图谋潘晟复出，张居正在临死前推荐潘晟入阁。
但老谋深算的张四维和申时行并不想让潘晟入阁，他们看出了时局的变化，于是便发动御史和给事中予以弹劾。万历皇帝本就对张居正在死后仍然干预朝政不满，此时正好借坡下驴，推掉了潘晟的差事。
潘晟的事情对张居正无关大雅，但狠狠抽了一人的耳光，他就是冯保。虽然他还是司礼监掌印，但随着张居正的死，在万历十年这个初秋他已经尝到了人走茶凉的感觉。或许他已经开始为去南京做准备了，南京的冬天应该没有北京城冷吧。
在冯保还在踌躇的时候，内外廷已经开始联动了，司礼监秉笔张鲸和内阁首辅张四维已经勾结在一起，十年前的那一幕又一次重演。
内阁首辅张四维出身于山西一个盐商家庭。他是高拱的心腹，仕途上的两个重要步骤都是在高拱的安排下完成，一是从翰林院学士到吏部侍郎，二是从吏部侍郎到东宫太子讲学。在高拱被张居正、冯保逐出后，张四维把对张居正、冯保的恨埋藏到了心底。在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全心全意的帮助张居正改革，这一切瞒过了张居正，但是瞒不过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一直留着张四维，作为日后倒张的棋子。
在张居正死后，张四维很快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而另一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虽是张居正引荐的，但对于冯保试图将潘晟推荐入阁也感到不满。在俩人合伙将潘晟成功阻止在内阁大门外的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扳掉冯保这个绊脚石。
冯保也不是吃素的，他愤怒的说道：“这些人都是我推荐上去的，现在太岳一死，他们就不认我了。”冯保不断的发动言官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说他卖官鬻爵，在户部尚书任上盗卖国有资产，并牵连到张四维，说王国光是张四维的私人，甚至张四维在其中也有股份。
事情已经克不容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张四维和申时行赶紧找言官反击。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明代官场中的政治攻击有了生动描述：“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万历十年的新旧臣子之间的斗法就是这种描述的生动体现。张四维和申时行先找到了御史江东之，让江东之弹劾冯保的亲信——锦衣卫同知徐爵。江东之在奏疏中说徐爵本来是一充军的逃犯，被冯保弄成了锦衣卫，一名逃犯竟然也能成为宫廷的警卫，实在是笑话。接着，他又笔头一转，弹劾起吏部尚书梁梦龙，这梁梦龙正是张居正用的前蓟辽总督。奏疏中说梁梦龙为了谋求吏部尚书一职竟然给冯保送钱，还将孙女许配给冯保的侄子。说起来这些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甚至是捕风捉影，但往往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才能使弹劾成功，如果牵扯到朝廷里的大事，往往是投鼠忌器，不仅无功而返，反而詈祸自身。比如嘉靖朝清流们在对严世藩的最后一击中，徐阶明确表示奏疏中不能有跟杨继盛、沈链有关联的一个字，结果便以通倭的莫须有罪名杀了严世藩。
在这种弹劾中除了在拟定罪名中要把握住分寸，最为重要的是要揣摩好皇帝的心思，力求一击而中。另外，还要控制好言路，让别人在前面冲，一旦失败，自己好有个退路。另外，如果自己的人遭到弹劾，必须要立刻上疏补救，或者针对弹劾者进行同等性质的反击，否则的话，弹劾很快就会落到自己头上。
皇帝在接到江东之的上疏后立刻将徐爵关押起来，后来将其斩首，但是对于梁梦龙却没有动。看此情形，张四维和申时行决定加一把火候，接着又策动御史邓炼、赵楷弹劾梁梦龙，神宗便命梁梦龙致仕。
到了十二月份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劾冯保十二大罪状，皇帝对这位从小监视自己，不断跟皇太后和张居正互通消息的人早就厌烦了，所以冯保的倒台势所必然。有趣的是李植在奏疏中着重强调冯保在京师各处的房产和奇珍古玩，这就耐人寻味了。皇帝令冯保去南京闲住，这位大伴毕竟伴随自己长大，他不会对他做的太绝，但他对冯保的财产却绝不放过，他甚至不断的进行追查，让那些在抄家中侵吞了财产的宦官吐出来。
张居正已死，冯保也逐，李太后也不问政事，皇帝里里外外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那些平日里受张居正欺压的官员们开始摩拳擦掌，还有那些投机分子眼看政治风向变化，一个个更是跃跃欲试，整个万历官场开始乱七八糟。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离冯保被罢仅六天，离张居正逝世六个月，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跳了出来，劾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接到杨四知的奏疏后批示道：“张居正是朕亲自委任的，虽然他不思报国，有负圣恩，但念在他有十年的辅佐之功和已经死了的情况下，你们就不要翻旧账了。”
皇帝的批示非常耐人寻味，他一方面对张居正进行了彻底否定，另一方面告诉人们不要翻旧账，这个意思就是说旧账有问题，你们应该翻。这些官场上的老油条岂能连这些也看不懂吗？再加上皇帝对张居正的几个亲信进行了处罚，他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在自己的本意下，或在张四维、太监张鲸的暗示下开始轮番上阵。
就在杨四知上疏的四天后，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要求皇帝将过去弹劾张居正而遭到罢黜的官员全部起复，这个提议的确得到了官僚们的集体认同，言官们纷纷上书附和。
帝国似乎步入疯狂期，随着大批因为弹劾张居正被罢免的官员被重新启用，这些御史、给事中们又纷纷将矛头对准张居正所重用的那些官僚。无论这些人能力如何，通过何种方式上位，他们尽皆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言官们还在挖空心思寻找对手那些鸡毛蒜皮劣迹的时候，万历皇帝对这种无聊的攻击已经不耐烦了。他不无嘲讽的说道：“你们这些言官，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不见你们来攻击，现在一死倒来攻击了，你们这些人实乃是无能又见风使舵啊。”
可以说皇帝对言官们的虚伪嘴脸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言官的热情，弹劾已经由张居正的部下转移到张居正的三个儿子。他们寻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功名来的不正，这倒令皇帝感到满意，因为弹劾的内容更新鲜了，又更深入一步了。首辅张四维这个时候倒想替张居正开脱，因为他自己儿子的功名也来路不正，但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将张居正的三个儿子的功名抹了，这倒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我们这位皇帝真的很有意思，他为了否定张居正宁愿自己抽自己嘴巴，如果换做嘉靖他断不会替杨继盛、沈链平反。随着这场政治运动的深入，人们知道事情终是要牵扯到张居正身上，那么拿哪件事情做文章会让皇上最终清算张居正呢？他们拿起了辽王一案做起了文章。
第一代辽王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子，封在了辽东。因为辽东这个地方较内地敏感，所以朱棣在登基后将辽王改封到江陵，跟张居正在一个地方。此时已是到了第八代辽王，第八代辽王信奉道教，他经常穿着道袍、打着条幅、晃着铃铛招摇过市，又经常跑到百姓家里以捉鬼、画符的名义骗取钱财。
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问题，辽王府上陈设奢靡，辽王本人也**不堪。当有御史弹劾他后，隆庆皇帝废除辽王的王位并将其囚禁在凤阳。但张居正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家里跟辽王有过节，所以张居正指使办案大臣刑部侍郎洪朝选将辽王案往谋反上面办，但洪朝选并没有这样做。后来洪朝选辞去官职回到家乡福建，张居正又命福建巡抚罗织洪朝选的罪名。福建巡抚在接到张居正的信后便将洪朝选饿死在狱中，其子上诉申冤竟被福建巡抚打了回去。
本来辽王案就是一坨屎，张居正却偏要去搅，只是因为自己家庭里跟王府的一些矛盾，张居正这种牙眦必报的行为不仅愚蠢而且可笑。现在张居正一死便有人将此案翻了出来，作为向张居正吹起的最后进攻号角。
洪朝选的儿子开始上疏申冤，其他大臣也随声符合，说福建巡抚杀洪朝选，江西巡抚杀刘台都是出自张居正的授意，但神宗迟迟不肯下最后的决心。
弹劾者一定要让皇帝杀了福建巡抚，这样才能够牵扯到张居正，但皇帝显然没有这样做。眼看取得不了突破，他们便把问题的中心转移到了辽王的田产上。在群臣的唆使下，辽王妃上了一道《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 ，这样一道奏疏光从题目上看似乎就能将张居正压死，里面特意提到了辽王的财产豪阔，而这些财产皆被张居正占有。这些终于打动了万历皇帝的心，促使他下最后的决心。因为万历的弟弟潞王正要大婚，加上宫内开支受到掣肘。这个时候高拱的儿子也送来了高拱的《病榻遗言》 ，内容直指张居正和冯保在隆庆朝勾搭陷害自己的证据。在这个风生水起的日子在朝在野的都动了起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张居正万劫不复、遗臭万年。
神宗任命的南下抄家总管是左副都御史丘橓，此人是张居正的仇人。在万历的第一个十年因为张居正的反对而始终没有得到启用，万历十一年他就得以复职，神宗派人充担抄家总管其用意可想而知。
万历十二年四月，神宗颁布了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冲、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罪名，由司礼监太监张诚和丘橓带着圣旨南下抄家。丘橓还没抵达荆州便先行令地方官封了张居正的家，有些老弱妇孺没来的及撤出去，结果饿死十余口。
抄家的结果很快出来了，金二千两、银十万两、还有其他金银饰品以及绸缎、珍珠、玛瑙。这个结果汇报上去，万历皇帝并不满意，他认为张居正做了十年的首辅怎么才值这点东西，实际上就是这点东西也是张居正的父兄平日里敛来的。
南方的拷问仍在继续，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自缢而死，其他儿子嗣修、懋修和弟弟张居易发配南方烟瘴之地。敬修的孙子张同敞后来为南明政权殉国，张居正的另一个儿子允修在张献忠攻打荆州城的时候绝食而死。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处理绝不是临时的冲动，他大概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甚至是在更远的十年前。这是个十分擅长演戏的皇帝，从他小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或许已经获得了李太后的支持，她大概也希望能通过这场清算给自己儿子的亲政扫清障碍。虽然皇帝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但当他发现世间没有张居正的时候，前面的路依然不好走。当这场清算过去五年后，皇帝端坐在紫禁城里回想起了往事的点点滴滴，他对这位首辅竟然还有些眷念，然后他情不自禁的问工部官员：“张首辅在京城的宅子没收入官后是卖了还是租了？如果租了，租给谁了？”
虽然张居正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依然不失为明代最伟大的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