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的这些地方，见过的这些人，那些瞬间激发起的活跃的思考以及所有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都将成为我想念中的火花。在香港的时间里，我学会了如何思考，怎样生活。
1月 23日凌晨 4点半，在难忍的饥饿中爬起。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走在杭州城湿漉漉的雪水地上。漆黑的夜色还未散尽，前往香港的行程已然开启。
一路辗转。在深圳边检长而拥挤不堪的队伍里，我抬起头望望前面的风景，人头攒动。直到操着一口粤语的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才发觉另一个世界已经在眼前铺展。
入住宾馆。门外的街道上，一队示威游行者喧嚣着走过，警察开路。这就是香港了，一个和大陆的生活方式有着激烈碰撞的自由领地，一个混杂着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复杂的交通港，一个微笑着的温和而又匆忙的群体。耸立入云的楼房与复古的低矮的建筑的交相辉映，飞黄腾达者施展抱负的天堂和乞食者的地狱的融合交错，电车的呼啸与地铁铁轨撞击声的交响……构成了我初读香港的子目录。
第一天入港的夜晚降临的时候，我走进了路边的一家书店。在畅销书排行的书架前，我揣测着香港人的心理。言情小说和散文的小资情调，追求健康和幸福生活的导航书，反叛、宗教……他们一边批判着大陆的话语权的把持者，一边思考自己的生活，也矛盾着、斗争着所有和痛苦相关的情感。可以想象，这样一群人是怎样迫切地渴望从书中寻找自我生活与心态的平衡，渴望在一个人人都飞速行走的社会中间找到自己心灵的落脚点。
1月
24日，香港中环怡和大厦的会议室，我见到了梁振英先生。当概念世界中的名字突然和现实重合，你就会感觉自己仿佛在两个世界的交叉口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听梁振英先生讲香港社会，就仿佛读一家权威报纸一样，时而怡然自得时而忧心忡忡。第一天的正式访问，在短短一个小时的光景里，我恍然间初读了香港社会。小市民的欢喜悲忧与大企业的兴衰起伏、政府的努力与无力、文化的强度与制度的软度……我清楚地记得梁先生讲，财富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在物质享受的追求上几乎无差别，而我们追求的是精神的支持。这也许就是很多富人决定从事慈善事业的原因吧。梁先生提出了自己也许目前无法实现的理想——建成大型博物馆城。从梁先生眺望远方的目光里，我读到了他对于文化延续的关切与淡淡的忧伤。了解中国历史，并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视角中去思考，也许是这个计划的宏伟的目标之一。对于梁先生讲到的社会问题，一刹那间都在这个宏伟瑰丽的计划中隐退了。是我觉悟还不够，不能在几天的时间里了解香港社会，懂得香港人，知道这里发生的喜乐与哀愁。而有梁先生的话作为激励，也就知足了。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位于中环的渣打银行大厦恒隆地产总部，见到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先生。张先生是位极健谈的人，直入主题，用最切合自身的体会讲述“一国两制”究竟带给香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理性地看待它。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够暂且跳出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真正站到香港社会的一寸土地上，听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心平气和地将中央政府多年的政策的利弊讲给我听。香港，就不再是一个虚拟的图画，不再是往日新闻里讲的歌舞升平般祥和美好，它的苦是隐藏在快乐深处的一滴泪水，你不设身处地去感觉，是很难明白的。
香港的复杂，在于它构成元素的复杂。大陆上生存艰难的人，包括革命家、商人、军阀、资本家都成为偌大香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的生活如何继续，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张先生说得有道理，我们评价一个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于它施行前后，人们所担忧的事情是否还继续存在。一部法律，集结了一个社会的担忧。我们让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方法，也许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坚守法律，而是将法律中所有的担心与忧虑一点一点地转变成安乐与幸福。这些制度的东西束缚得越多，生活就越紧迫，无论对谁。我们都不希望有一天醒过来，世界是一片压抑，哪怕我们很安全。谈到香港与大陆政府关系的转变，张先生讲到了一则关于海龟和蝎子的寓言故事，是我很小的时候听过的。香港之于大陆，就像海龟之于蝎子，它们的关系在初期如此游离，互不信任。直到香港人在经济不景气的心态影响下变得客观而公正地审视这个关系，才逐渐从
isolation的尴尬局面扭转到
integration。当较量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难以求得平衡的时候，香港倾向于在民主与人权间寻找可以与大陆的抗衡点。这也就是我们在香港的短短
6天的工夫就亲眼见识了两次示威游行。具有戏剧色彩的是，我们这一天刚刚走下渣打的大楼，就看见一群示威静坐者在渣打华丽的大厅中高喊着口号，抗议渣打对于香港经济的垄断。门外的栅栏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标语，看起来触目惊心。大概在大陆，只有葬礼上才见得到这么突兀的字体，在香港，却成为大街上人群匆匆而过的背景画面。
座谈的会议室摆起了餐具。精致的餐具在眩目的黄色灯光下闪着光，洁净的高角杯盛着红酒鲜丽照人。趁着一道道菜上来的时候，我瞥了一眼窗外。28层的高楼那端是高耸的山脉，俯视着周围的楼群。后来与我同行的一个学长意味深长地和我说，站在那里看窗外，才觉得人站得高有多重要，高度决定了你是仰视还是俯视，决定了你存在的气度。他说，他一下子感受到了一个男人所应该达到的高度和气度。也许是个性有异，我并没有感到强烈的事业野心被激发。我只是觉得我在这里，和这样的人谈话，我很充实，生活也很美好。
后来，恒隆地产的董事长陈启宗先生与我们共进午餐。陈先生谈话的重点有三：人性、历史与《圣经》。他说，这三点是了解世界的有效途径。沿着他的眼界看过去，我仿佛还站在世界外面，甚至离边缘还很远。后来在同大家私下交流的时候，大家纷纷表示不很认同陈先生的看法，尤其是对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的推断以及中国与西方价值参照的结论上。但是我们的周老师肯定地说，只有读过历史，读懂历史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觉悟，是我们的修炼不够。这一点，虽然我无法推断是否真的如此，但我确信自己还站在历史的边缘，傻子一样搬弄着自己所谓的人生观。我知道自己有多浅薄。
陈先生认为，当达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智力的问题，更多的是创意的问题。我联想起上午梁振英先生所讲的个人财富与精神追求的平衡点，联想起张元老师曾经讲过的灵感与天赋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发觉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太多额外的道理，很多道理本身就是本身的解答，很多道理与其他道理之间都存在着思维的结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些道理之间搭建起一条属于自己的通道，在能够运用它们的时候恰到好处地运用。总结起来，当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或程度的时候，总是存在着另一种层面的转化能够将这件事物本身从“极端”解救出来，达到我们意义上的“中庸”与“和”或者西方意义上的“制约与平衡”。
不迷信西方，包括它们的制度，它们的民主他们的思想；不将西方世界奉为神明。我想这是我从陈先生那里学到的最为重要的启示吧。我曾经怀疑西方的开放的价值，比如它们到处可见的关于暴力和性的电影，或者它们关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塑造，以及它们的选举权的设置等等。陈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将人性最低的公约数降到最低的结果，都是要用很多代价作为交换的。是啊，我们看得见他们享受娱乐世界中的片刻欢娱，却忽视了这个社会每年有多少人牺牲在私人拥有枪支的枪口下；我们羡慕他们可以票选出国家领导人，却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机制先选出两个，让公民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行使权利，而所有其他的国家机构的成员则出自这个人手中；我们喜欢看他们的电影，喜欢一个人乘风破浪的英雄气概，却忽视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自己成为英雄，我们要在一个团体中解决生存和立足的问题……从前的粗浅的考虑蒙蔽了双眼，我渐渐体会了读历史的重要性，无论我曾经多惧怕历史考试，对历史题目发憷。
谈到教育，陈启宗先生谈到了严谨度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学术造假、缺少真正意义的精英的问题；学术高层匮乏，比如我们的“通才”太少，专才又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造成人才断层；博士门槛过低，使得学位不再“值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思想上对真理和价值追求的忽视；而我们常常提到的大学的行政化、商业化，即用权控制大学、用钱控制大学对于学术研究的消极影响。
大学里，有多少东西是课堂承载不起的？在生活中，有多少东西是仅仅从一个人那里学不来的？教育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我该怎样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并相对准确地懂得和理解这个社会上的人和事？
在查打银行急速上上下下的电梯间里，跳跃的楼层的数字闪烁着，我在思考。
晚上，和周老师一起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拜访郑培凯先生。我曾经听过郑老师讲的《儒家乐论与中国美学》的课，当时他给我们看了很多融合了西方美术与中国美术元素的绘画作品，让我们判别哪些是中国画哪些是西方画。从其讲课内容可以推断出来，郑老师是一个学术范围很广的人。这一次一同交流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提到他的毕业论文做了
8年也没结束，甚至现在还在做，就是因为他把话题定得过于宽泛，结果在研究中发现有很多分支需要面对。我很喜欢郑培凯老师。每一次见他，他都精力充沛、满面笑容，心态很平和。除了对香港教育体制的一些缺陷偶表无奈，其余的都很乐观，也很健谈。我喜欢听他讲他的研究，关于昆曲和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每一次见面他必然穿着传统的中国服饰，儒雅大方，没有一点架子。能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做真正喜欢的事情，能对于喜欢的事情如此投入地做，这该是多么幸福的人。郑老师一再强调，如果对学术这条路不感兴趣就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选择这条路，这条路是为那些喜欢它的人准备的，不仅仅是从事，而是享受。
三个月之后郑陪凯先生来杭州，在我送他去火车站的路上，提起了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其时我正受着一些情绪的左右，难于心平气和地面对学习和生活，更遑论未来的期许。是《巨流河》陪伴我度过很多难熬的夜晚，让我在悲伤之余寻找到了世间的一些永恒的价值，爱和残缺，竟成了构成人们生活的主要元素。我向郑先生询问要怎么样才能专注于学术，执著不懈。郑先生说，齐老师是很踏实的，找到一个你所感兴趣的，然后排除一些干扰，在其中获得乐趣。这个要看自己，也要看机遇。
我看见郑先生在谈到“踏实”的时候笃定的神色，也看到了他对于坚持和忍受孤独的赞同。
是啊，现在这么匆匆忙忙的大环境哪里还有细细思索的空间留给你？大家都匆匆忙忙地生活、谋生，似乎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想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期待获得什么。在繁杂的人群中我读到了答案：一旦物质的东西太过丰富，人们也就来不及在乎精神上的充实，也就来不及计较在文明的层面丧失了什么。那么传统存留的文化将走向何处？一个没有了“卫道士”精神的社会，少了多少坚守？
1月
25日，一行人拜访了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首长郭文纬先生。进入“文化中国人才计划”听的第一堂课就是郭先生的，操着不很娴熟的普通话，他告诉我们香港社会对于反贪的“零容忍度”以及香港官员人人怕贪的社会现实。事后大家私下交流为什么在大陆腐败腐而不败，屡禁难止。用郭先生的解释是，没有在政府的政策决心、社会的普遍风气以及人民的“零度容忍”之间形成一个合力，让整个社会有效而健康地运转起来。我自身不清楚如郭先生所讲的在一个地区试点之后拓展开来的可行性。在大陆，据我粗浅的了解，贪污就如同政治机构本身那样，层层垒起，一个官僚机构就是一个贪污的病菌源，撤掉任何一层都可能导致政治权力上免疫力的坍塌。
我们当天相继见了香港万邦集团主席曹文锦先生、中央政策组顾问邵善波先生。曹文锦先生让我们把眼光放远，不要局限于眼前。我想起过往日子里的不经意间的那些小计较，还有很多很多根本称不上是挫折的小困难，想起曾经因为小情绪而沮丧因为冲动而自暴自弃……才知道自己正是有了年轻气盛这样的资本才能如此不计成本地挥霍。对于生活、学业和情感，自己似乎还一无所知。到了曹先生这样的年纪，有了那样坎坷艰涩的阅历，才能泰然自若地讲出这样的话，准确一点说，讲出这样的话才有分量，才能让人信服。
听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郑国汉教授讲国际经贸关系，听莫利斯教授讲金融与经济，听香港金融管理局外事部主管尹子辉先生讲香港的经济发展，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也经历了一次洗礼。
1月
26日晚到澳门同济慈善会主席曹其真主席家用晚餐的经历很难忘。我站在山顶别墅前厅的一角环视，辉煌的灯火、精致的餐具、跳动的烛火、唱着歌剧的音响、洁白的三角钢琴、山下万家灯火、山上寒意撩人……一下子走进了儿时童话的世界，难于回到现实。不是歆羡这样的华丽，也并不慕名这样的财富，我只钦佩曹其真主席的气度。心平气和，完全与我先前的对“女强人”的假设不符，细细品味她的每一句话，竟有了些禅意。曹主席说得恳切，要学会生活，要懂得宽容和为别人着想。人的生命终有限，等到死去的时候能够不必依靠神灵的庇护而心安理得地离开，能够有一群人因为你的离开感到悲伤。这是怎样的人生境界。平淡朴实，却是至理啊。我始终没有开口和曹主席交流。不知道原因，就是不想开口。我只是感到有一种力量渗入到我的心底，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不争的平静来自磨砺，磨砺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欢喜或是悲哀，都是一种际遇；成功或是失败，都是一种勇气；你接受或是不接受，它们就在那里；爱或不爱，生活就在那里。
在曹主席家盛着一个游泳池的阳台的一角，俯瞰山下闪耀着光芒的香港，我感到无比的宁静和安详。
最后一天在香港，1月
28日上午，我们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同那里的学生有一个交流。遗憾极了，当时“马教授”为我们讲了约半个小时的话，风趣幽默神侃。我却到离开之后才知道他竟是马家辉，那个我品味过他文字的马家辉！我喜欢读他的文字，从他的文字上隐约辨析他的模样应该是
40岁左右不惑的沧桑，蓄着胡须蓬松的头发。当初读他的《日·月》和《明·暗》，记得他写芝加哥的大雪时说：“在屋内炉火前独斟或沉思时，窗外的雪亲切得像一位远来访候的老朋友。雪无言，我不语，却两心知。
”其时，我把玩了好久这句话。读来读去，竟然读出了家乡飘雪的久违的亲切。我于是想起哈尔滨的雪，想起那所我生活了近 20年的城市，以及和她有关的所有美好的记忆。
走过香港狭促的街道，见过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繁华，听着生疏的言语在耳边响起，也感觉过维多利亚湾蓬勃的海风，抚摸过不同于大陆的特属于这片土地的温度。当我提着公文包一身正装地急速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时候，看着高耸入云的大厦从身边掠过，我误以为自己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这也许就是香港的魅力，无论来自哪个国度、哪个地区、哪个民族，有着怎样悬殊的文化背景，怎样的身份，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富裕或落魄，都被这个社会所接纳。那些游行的队伍和响亮的口号对于我而言，新鲜而刺激。那些言论和争执，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生机，却也构成了些许不稳定。
来这里，只有 6天。6天里的忙碌让我变得充实而幸福，6天，和其他
23位怀着抱负的同学们一同讨论，碰撞着不同的思想，增添了对这个社会的美好的期待。我不擅长也不喜欢争辩，尤其不喜欢说服别人征服他人。但是听着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争辩，却是别样的享受。你会欣赏他们的执著和热情，他们思辩的敏捷，还有那些引经据典。
有着这些我所珍惜的人在我成长中最生涩的时候出现，真是一次奢侈的享受。在香港之行过后，我时常端出记忆里的这些山珍海味，独自一个人，饕餮。
（201121）
（注：“文化中国人才计划”系浙江大学一个独具特色的培养项目，每年从全校大一年级中选拔
30名优秀学生，广邀海内外著名学者、社会各界成功人士传道授业，旨在培养秉承中华文化之精神，具有全球视野的未来社会各界的领袖人才。计划主要开设中西经典选读，中国政治史、经济史、世界文明史、国际关系、管理创新、领导力开发等课程，并组织与社会各界成功人士的交流与对话，进行社会实践，赴海外访学等，认知、体验、反思与笃行相结合，为同学提供伟大的传统，共同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