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
策 别 十 九
其二曰“定军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废，兵农异处，兵不得休而为民，民不得息肩而无事于兵者，干有馀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复追矣。至于汉、唐，犹有可得而言者。
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闲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其费。聚干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馀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有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
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蜀，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
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馀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
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
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无以异于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贼，与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
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尝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于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之训也。苟禁兵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
策 别 二 十
训兵旅者，其别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岂土卒寡少而不足使欤?器械钝弊而不足用欤?抑为城郭不足守欤?凛食不足给欤?此数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则是无材用也。
夫国之有材，譬如山泽之有猛兽，江河之有蛟龙，伏乎其中而威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押者。至于鳅蚖之所蟠，犝豚之所牧，虽干仞之山，百寻之溪，而人易之。何则?其见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谓无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谓无才。然以区区之二虏，举数州之众，以临中国，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气未尝少衰，其词未尝少挫，则是其心无所畏也。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无忧，而大臣恬然未尝有拒绝之议，非不欲绝也，而未有以待之。则是朝廷无所恃也。缘边之民，西顾而战栗。牧马之士，不敢弯弓而北向。吏士未战而先期于败，则是民轻其上也。外之蛮夷无所畏，内之朝廷无所恃，而民又自轻其上，此扰足以为有人乎！
天下来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圣人，以无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实，以可见之实，而较天下之虚名。二者相为用而不可废。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纷然奔走从事于其间，而要之以其终，不肖者无以欺其上。此无他，先名而后实也。不先其名，而唯实之求，则来者寡。来者寡，则不可以有所择。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择之人，则是不先名之过也。天子之所向，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孙、吴之书，其读之者，未必能战也。多言之士，喜论兵者，未必能用也。进之以武举，而试之以骑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将以求天下之实，则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为未必然而弃之，则是其必然者，终不可得而见也。
往者西师之兴，其先也，惟不以虚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择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兴之际，四顾惶惑而不知所措。于是设武举，购方略，收勇悍之士，而开猖狂之言，不爱高爵重赏，以求强兵之术。当此之时，天下嚣然，莫不自以为知兵也。来者日多，而其言益以无据，至于临事，终不可用，执事之臣，亦遂厌之，而知其无益，故兵休之日，举从而废之。今之论者，以为武举、方略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终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已过矣。
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芳，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药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阉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策别二十一
其二曰“练军实”。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馈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千乘之众，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
盖春秋之时，诸侯相并，天下百战，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过犯其偏师而猎其游卒，钦兵而退，未有僵尸百万流血于江河如后世之战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
及至后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托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馀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馀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臣观秦、汉之后，天下何其残败之多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万之众，而见屠于数千之兵者。其良将善用，不过以为饵，委之啖贼。嗟夫，三代之衰，民之无罪而死者，其不可胜数矣。
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陕西之役，举籍平民以为兵。继以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民急而为兵者，日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费，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
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弈饮酒，不安于家，而后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可复者矣。臣以谓：五十已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已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使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长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于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无赖以自弃于凶人。
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然犹有言者，将以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则缓急有所不济。夫所谓十年而代者，岂举军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将去者，有当代者，新故杂居而教之，则缓急可以无忧矣。
策别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闻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权，英雄豪杰之士，所以阴用而不言于人，而人亦莫之识也。
臣清得以备言之。夫倡者，何也?气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军之勇怯。人人而较之，则勇怯之相去，若梃与楹。至于三军之勇怯，则一也。出于反覆之间，而差于豪厘之际，故其权在将与君。人固有暴猛兽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变者。有见虺蜴而却走，闻钟鼓之声而战栗者。是勇怯之不齐至于如此。然闾阎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自败也。故曰致勇有术。
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楯相搏，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军之众，可以气使也。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难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难能也。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此必有难报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人之有异材者，虽未有助，而其心莫不自异。自异而上不异之，则缓急不可以望其为倡。故凡缓急而肯为倡者，必其上之所异也。昔汉武帝欲观兵于四夷，以逞其无厌之求，不爱通侯之赏，以招勇士，风告天下，以求奋击之人，然卒无有应者。于是严刑峻法，致之死地，而听其以深入赎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驰骤于万死之地，是故其将降，其兵破败，而天下几至于不测。何者?先无所异之人，而望其为倡，不已难乎!
私者，天下之所恶也。然而为己而私之，则私不可用。为其贤于人而私之，则非私无以济。盖有无功而可赏，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责其为倡也。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诛之，而将帅之臣，谨守封略，外视内顾，莫有一人先奋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尽力，不得已而出，争先而归，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无以应，则其势不得不重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无同忧患之臣，而将军无心腹之士。西师之休，十有馀年矣，用法益密，而进人益艰，贤者不见异，勇者不见私，天下务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缓急将谁为之倡哉?
策断二十三
二虏为中国患，至深远也。天下谋臣猛将豪杰之士，欲有所逞于西北者久矣。闻之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向者，臣愚以为西北虽有可胜之形，而中国未有不可胜之备，故窃尝以为可特设一官，使独任其责，而执政之臣，得以专治内事。苟天下之弊，莫不尽去，纪纲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乐业，知爱其君，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如此，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
夫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圣人者，唯知其门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无道不与焉。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汉、魏是也。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二晋是也。司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则至于今可以不废。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或备之而不得其门，故祸发而不救。夫天子之势，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溃之。其窥之甚难，其取之甚密，旷日持久，然后可得而间，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圣人必于其全盛之时，而塞其所由亡之门。
盖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先之以戎狄，而继之以吾民，臣之所谓可畏者，在此而已。
昔者敌国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以有倦待无厌，而能久安于无事，天下未尝有也。故夫二虏之患，特有远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战。敢问今之所以战者何也?其无乃出于仓卒而备于一时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时，当其危疑扰攘之间，而吾不能自必，则权在敌国。权在敌国，则吾欲战不能，欲休不可。进不能战，而退不能休，则其计将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军旅之后，而继之以重媾，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则加赋于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动，变生无方，国之大忧，将必在此。
盖尝闻之，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是故国无小大，兵无强弱，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权在焉耳。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权在人也。我欲则战，不欲则守。战则天下莫能支，守则天下莫能窥。昔者秦尝用此矣。开关出兵以攻诸侯，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后应。故诸侯尝欲和而秦尝欲战。如此，则权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秦惟能自必，而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诸侯之利，固在从也。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秦则不然。横人之欲为横；从人之欲为从，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必，则权之在秦，不亦宜乎?
向者宝元、庆历之间，河西之役，可以见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后战。其终也，逆探其意而与之和，又从而厚馈之，惟恐其一日复战也。如此，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
今夫庸人之论，则曰勿为祸始。古之英雄之君，岂其乐祸而好杀。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当时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为敌国无衅而我则发之。夫为国者，使人备己，则权在我，而使己备人，则权在人。当太宗之时，四夷狼顾以备中国，故中国之权重。苟不先之，则彼或以执其权矣，而我又鳃鳃焉恶战而乐罢，使敌国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则虽有天下，吾安得而为之。唐之衰也，惟其厌兵而畏战，一有败衄，则兢兢焉缩首而去之，是故奸臣执其权以要天子。及至宪宗，奋而不顾，虽小挫而不为之沮。当此之时，天下之权，在于朝廷。伐之则足以为威，舍之则足以为恩。臣故曰：先发而后罢，则权在我矣。
策断二十四
臣闻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有朝不可以谋夕者。攻守之方，战斗之术，一日百变，犹以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谋夕者也。古之欲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计。勾践之取吴，秦之取诸侯，高祖之取项籍，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百变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勾践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诸侯，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间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计不可易者，虽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为必至于战，则其攻守之方，战斗之术，固未可以豫论而臆断也。然至于用兵之大计，所以固执而不变者，臣请得以豫言之。
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故二者，皆所以为忧。而臣以为兵之所加，宜先于西。故先论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
今夫邹与鲁战，则天下莫不以为鲁胜，大小之势异也。然而势有所激，则大者失其所以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为小，故有以邹胜鲁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长，地广而备多，备多而力分，小国聚而大国分，则强弱之势，将有所反。大国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国之人，计穷而无所恃，则致死而不顾。是以小国常勇，而大国常怯。恃大而不戒，则轻战而屡败。知小而自畏，则深谋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将军贵而吏士不亲，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国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忧则相恤，有急则相赴。凡此数者，是小国之所长，而大国之所短也。使大国而不用其所长，常出于其所短，虽百战而百屈，岂足怪哉！
且夫大国，国则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夫守者，出于不足而已。譬之于物，大而不用，则易以腐败，故凡击搏进取，所以用大也。孙武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自敌以上者，未尝有不战也。自敌以上而不战，则是以有馀而用不足之计，固已失其所长矣。凡大国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数出，而彼不能应。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财，以罔市利，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非智不若，其财少也。是故贩夫小民，虽有桀黠之才，过人之智，而其势不得不折而入于千金之家。何则?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也。
西戎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向者惟不用其所长，是以聚兵连年而终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长，则莫若数出，数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谓分兵者，非分屯之谓也，分其居者与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适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则一岁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则一岁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吾一岁而一出，彼一岁而十被兵焉，则众寡之不侔，劳逸之不敌，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于敌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敌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吴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陈欤?夫御戎之术，不可以逆知其详，而其大略，臣未见有过此者也。
策断二十五
其次请论北狄之势。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紝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传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盖非独古圣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安者，犹狙猿之不可使冠带，虎豹之不可被以羁绁也。故中行说教单于无爱汉物，所得缯絮，皆以驰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氵重酪之便美也。由此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筑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堠，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后。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故夫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中国与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之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
今夫佩玉服韨冕而垂旒者，此宗庙之服，所以登降揖让折旋俯仰为容者也，而不可以骑射。今夫蛮夷而用中国之法，岂能尽如中国哉!苟不能尽如中国，而杂用其法，则是佩玉服霞冕垂旒而欲以骑射也。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其后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车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阖庐、夫差又逞其无厌之求，开沟通水，与齐、晋争强，黄池之会，强自冠带，吴人不胜其弊，卒入于越。夫吴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蛮夷之资，而贪中国之美，宜其可得而图之哉。
西晋之亡也，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纭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俦，皆以绝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再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厌。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
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乱，奄至京邑，睹中原之富丽、庙社宫阙之壮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归而窃习焉。山前诸郡，既为所并，则中国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者犹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阱网罗之中。而中国之人，犹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亦过计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谋阴计之士也。昔先王欲图大事，立奇功，则非斯人莫之与共。秦之尉缭，汉之陈平，皆以樽俎之间，而制敌国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纾天下之祸而已。
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语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窭薮也。彼僣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国不能谨守其法，彼慕中国之法，而不能纯用，是以胜负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馀。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备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尚何云乎!惟国家留意其大者而为之计，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御试制科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田野虽辟，民多亡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仍岁以来，灾异数见。六月壬子，日食于朔。**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推寻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洪质之言，不宜兼于宰相?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
臣谨对曰：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处积安之时，乘不拔之势，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风，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获，固未足以忧陛下也。所谓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虽然，君以中求之，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臣敢不为是实也。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业之重，而自处于寡昧，以为“志勤道远，治不加进”。臣窃以为陛下即位以来，岁历三纪，更于事变，审于情伪，不为不熟矣。而“治不加进”，虽臣亦疑之。然以为“志勤道远”，则虽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诏为然也。
夫志有不勤而道无远。陛下苟知勤矣，则天下之事，粲然无不毕举，又安以访臣为哉?今也犹以道远为叹，则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请言勤之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宫之中，其忧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与朝夕论议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事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
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车冗而未练，宫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己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天下所谓贤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馀；而其既用也则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馀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馀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间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间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
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盭乎？
“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则无不听矣。
“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人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不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所谓“利入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搜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
“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使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
“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礼乐既兴之所用，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责其胥让，将以息讼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趋也，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从而罚之乎。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为赏罚者，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欤?夫禁防未至于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滥，而吏不知惧者，不论其能否，而论其久近也。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以此也。
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範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
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夫**雨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理折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噏，噏之气冷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则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雨大水，犹人之嘘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然与天下为咻响温暖之政，万事惰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噏，此**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诊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入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诊，本不至于六。六诊者，起于诸儒欲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极附益而为六。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元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杜鼓，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救变如《左氏》之说乎?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固君子之所无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比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粱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
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擿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撼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用儒之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彻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窃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乎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镈，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洪质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
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谨对。
拟进士对御试策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编排举人试卷。窃见陛下始革旧制，以策试多士，厌闻诗赋无益之语，将求山林朴直之论，圣听广大，中外欢喜。而所试举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陛下之所以求于人至深切矣，而下之报上者如此，臣窃深悲之。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工，曲尽其巧。自嘉佑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是以不胜愤懑，退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学术浅陋，不能尽知当世之切务，直载所闻，上将以推广圣言，庶有补于万一，下将以开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讳恶切直之言，风俗虽坏，犹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谨缮写投进，干冒天威，臣无任战恐待罪之至。
问：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廷，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盖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无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术，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时，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
对：臣伏见陛下发德音，下明诏，以天下安危之至计，谋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谓不切，其好之不可谓不笃矣。然臣私有所忧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欤?《礼》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愿陛下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静，然后忠言至计可得而入也。今臣窃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实其中，邪正之党，已贰其听，功利之说，已动其欲，则虽有皋陶、益稷之谋，亦无自入矣，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惧也。若乃尽言以招祸，触讳以忘躯，则非臣之所恤也。
圣策曰“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臣以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颠倒失序如此。苟诚知之，曷不尊其所闻而行其所知欤?百官之所以得其职者，岂圣王人人而督责之，万事之所以得其序者，岂圣王事事而整齐之哉?亦因能以任职，因职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谓之职，施有先后谓之序。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所宜先者义也，所宜后者利也。而陛下易之，万事可谓失其序矣。然此犹其小者。其大者，则中书失其政也。宰相之职，古者所以论道经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条例司文书而已。昔邴吉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望之言阴阳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为意轻丞相，终身薄之。今政事堂忿争相诟，流传都邑，以为口实，使天下何观焉。故臣愿陛下首还中书之政，则百官之职，万事之序，以次而得矣。
圣策曰“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于未成而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势，服人以诚不以言。理之所在，以为则成，以禁则止，以赏则劝，以言则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者，盖循理而已。今为政不务循理，而欲以入主之势，赏罚之威，胁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谓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则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礼》曰：“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如使为善者必须自言而后信，则尧、舜、周、孔亦劳矣。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害，陛下以为仁；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则使二三臣者，极其巧辩，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造为文书，以晓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美言数眩之哉。且夫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未服而革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何者?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慎重，则屡作屡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轻发，则每举每败，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训、注，其志岂浅也哉，而一经大变，则忧沮丧气，不能复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谋也。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乃者横山之人，未尝一日而忘汉，虽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庆历以来，莫之敢发者，诚未有以善其后也。近者边臣不计其后，而遽发之，一发不中，则内帑之费以数百万计，而关辅之民困于飞挽者，三年而未已。虽天下之勇者，敢复为之欤?为之固不可，敢复言之欤?由此观之，则横山之功，是欲速而坏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蒐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矣。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人君之患，在于乐因循而惮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锡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
圣策曰“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无为，而物莫不尽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为之，而况于陛下乎!
圣策曰“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兔首瓠叶，可以行礼。扫地而祭，可以事天。礼之不备，非贫之罪也。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陆贾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刘向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和能胜众也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犯之，今陛下躬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烦言交攻，愈甚于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广乐，岂不疏哉?古之求治者，将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则欲致刑，此又群臣误陛下也。臣知其说矣，是出于荀卿。苟卿喜为异论，至以人性为恶，则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说者又以为《书》称唐虞之隆，刑故无小，而周之盛时，群饮者杀。臣请有以诘之。夏禹之时，大辟二百，周公之时，大辟五百，岂可谓周治而禹乱耶?秦为法及三族，汉除肉刑，岂可谓秦治而汉乱耶?致之言极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徒闻其语而惧者已众矣。臣不意异端邪说惑误陛下，至于如此。且夫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岂独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时哉！所以诛群饮者，意其非独群饮而已。如今之法所谓夜聚晓散者，使后世不知其详，而徒闻其语，则凡夜相过者，皆执而杀之，可乎?夫人相与饮酒而辄杀之，虽桀纣之暴，不至于此。而谓周公行之欤?
圣策曰“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术，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臣请论其本与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择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则所施之宜，当先观大臣之知人与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皆审于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讲习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于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此岂有法而可传者哉!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知人之明，则其所短，是以失之于马谡。而孔明亦审于自知，是以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于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于公议。事已效而后行，人已试而后用，终不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房琯之称刘秩，关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为笑矣。陛下观今之大臣，为知人欤?为不知人欤?乃者擢用众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结审固而后敢用，盖以为其人可与勠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猬毛而起。陛下以此验之，其不知人也亦审矣。幸今天下无事，异同之论，不过渎乱圣听而已。若边隅有警，盗贼窃发，俯仰成败，呼吸变动，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临事解体，不可复知，则无乃误社稷欤?华佗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医。萧何不世出，天下未尝废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请待知人之佐。若犹未也，则亦诏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圣策曰“生民以来，称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臣以为此，不可胜言也。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众，舍己从人。”又曰：“丕显哉，文王漠。丕承哉，武王烈。”诗书所称，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坚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宝不悦。魏郑公劝太宗以仁义，而封伦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违众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智者，岂非意在于此等欤?臣愿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岂尝设官而牟利，魏郑公岂尝贷钱，而取息欤?且其不悦者，不过数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上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