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出生之时，汉王朝已经建立，他的童年是幸福美满的。作为绛侯的第二个儿子，他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成长环境。即便如此，不努力的话也只是个普通的贵族子弟而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粉身碎骨。然而周亚夫拥有比父亲更高的军事天分，加之自己的努力，逐渐成长为重要的将领。仅仅用3个月的时间，他就成功平定诸侯王叛乱，立下不朽功勋。
女神相的谶言
公元前199年，这时候大汉王朝已经建立了3年，刘邦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朝堂上也已经有了完备的礼仪。虽然长时间的战乱使天下瓦砾成堆，白骨曝于荒野，但是毕竟已经结束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已经被渐渐忘却，新生命成为每个人的希冀。当年追随汉高祖刘邦起义的普通人，已经位列封疆，权倾天下。
当年陈胜王首先起义，呼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而今这句口号已经变为现实。周勃在十几年前还是一个在人家丧礼上吹喇叭的人，而今已经是当朝太尉，掌管天下兵马。同时被封绛侯，拥有绛县8180户的食邑，封地可以代代相传。这一年，有一件让周勃非常高兴的事情———他拥有了第二个儿子。这在普通人家都是亲朋相贺的事，何况还是当朝太傅喜得麟子，一番热闹，自不消说。
周勃的这第二个儿子就是周亚夫，由于不是嫡长子，他是没有资格继承侯位的。汉朝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王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的嫡长子被称为皇太子，诸侯的嫡长子被称为太子，后来觉得太子和皇太子太过接近，诸侯王太子改称世子。
周勃已经有了一个大儿子周胜之，周胜之理所当然成为太子。周亚夫虽然不是太子，但是身为绛侯之子，也是极其富贵了。
周亚夫对自己的生活也非常满意，虽然从小娇生惯养，但是依然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才能。周亚夫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从来没有妄想过有一天取代哥哥成为王侯。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周亚夫依旧会位极人臣，成为高官。
凭借自己的才能和亲友的帮衬，周亚夫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很快就成为河内太守。太守掌管一郡之内的军政大事，甚至有官员的任免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周亚夫将进一步高升，甚至位列九卿。他是不指望登上丞相高位的，在当时，想要成为丞相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是列侯。但是和一个人的对话，让周亚夫的内心掀起了波澜。
这个人名叫许负，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女神相。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则是令万千人敬仰的。她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被封侯的女性之一。在汉朝，其他女性侯都是凭借和皇帝关系亲近或是凭借自己丈夫、孩子的功劳才得以封侯，唯独许负是凭借功绩封侯的。当年刘邦的实力还很弱小，慕名去找许负看相。许负知道刘邦日后定为帝王，于是说服父亲和哥哥向刘邦献城。后来论功行赏，封许负为鸣雌亭侯。她见到文帝的母亲薄氏后说：“这个人将来要生天子。”薄氏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文帝。这样的神人说的话，容不得不细细思量。
许负看完周亚夫的面相后说：“你3年后就可以封侯。封侯8年，就可以成为宰相，把持国家的军政大权，没有臣子比你更加富贵。之后再过9年，就会饿死。”
周亚夫不信她说的话：“我的哥哥已经代替父亲成为代侯了，如果哥哥去世了，也有他的儿子继承爵位，哪轮得到我封侯呢？何况，就像你说的，我既然封侯拜相了，必然富贵至极，又怎么会饿死呢？”
许负是从面相上得出的结论，指着周亚夫说：“你嘴旁有条竖纹到了嘴角，这是饿死的人才有的面相。”周亚夫听完许负的话，不禁暗自心惊。
现任绛侯是周亚夫的哥哥周胜之，小时候曾跟着父亲、母亲到田地里务农，可以说吃尽了苦头。后来他迎娶了汉文帝的女儿为妻，贵为列侯，身为驸马，周胜之可以说是志得意满了。但是周胜之和公主的关系并不好，这也为他日后的祸患埋下了伏笔。
许负给周亚夫看相两年后，周胜之由于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在西汉，一个顶级贵族杀人，很难被判处死刑。历史典籍中没有记载周胜之是怎样杀人的，以及杀了什么人，可见杀的并不是重要人物。他和公主关系不好，加之朝廷千方百计想要削弱诸侯的势力，所以就将其处死了。
一年后，周亚夫的运气来了，为了延续绛侯周勃的传承，文帝封周亚夫为条侯。此时距离许负给周亚夫看相整整3年。
这样的军队才强大
周亚夫继承了其父的军事才能，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大放异彩。此时虽然国无内乱，但是匈奴一直是大汉王朝的威胁。甚至可以说匈奴和中原王朝宿怨极深，而匈奴人与中原王朝的对抗从汉朝建立前就开始了。
秦始皇扫平天下一匡六合之后，派遣将士北击匈奴，匈奴退出河套，徙往漠北，自此之后匈奴10余年很少南下。秦二世时，匈奴冒顿单于继位，匈奴迅速强大起来。冒顿单于在领土不断扩张的同时，多次带兵南下。汉高祖六年（前201），冒顿单于大举南下，迫使韩王信投降。第二年，又发兵40万，将高祖刘邦重重围困在平城白登山，被困7天7夜。后来，刘邦用陈平的计策向冒顿单于妻行贿才得以脱险。同年十二月，冒顿单于又兴兵攻打代地，刘邦兄代王刘仲弃国而逃。此后，汉朝被迫与匈奴和亲，匈奴不再大规模入侵，但局部战斗一直未断。吕后执政之时，甘受匈奴侮辱，继续以和亲的方式维系脆弱的和平。
文帝执政后，不甘心受匈奴欺凌，曾采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抗击匈奴。然而在文帝十四年（前166）时，匈奴14万人南下入侵，汉军苦战月余，直到匈奴退出，也未取得有价值的军事成果。大汉王朝不得不继续以和亲的方式交好匈奴，然而匈奴却仍然积极备战，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匈奴君臣单于背弃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君臣单于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掠甚众。文帝急忙派遣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原楚相苏意为将军，率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灞上，保卫长安。匈奴人见汉军戒备森严，知占不到便宜，便退出塞北。
在这次战争中，周亚夫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匈奴的战斗，但是其优秀的统帅才能充分体现了出来。周亚夫认为，要击败彪悍善战的匈奴骑兵，必须严整军备，严格要求军队纪律，使军队始终处于备战状态。因此，他规定将士们在训练和值勤时必须身穿铠甲，手持兵器，一旦有事，必须能够立即作战。同时，严格要求军纪，任何人不得违抗军令。
三大营负责守卫长安，不容有失，文帝对其格外重视，因此打算亲自巡视三大营。
文帝先去徐悍驻守的棘门和刘礼驻守的灞上。文帝到了这两座大营，士兵见来人摆出天子仪仗，不及通报，便营门大开，将文帝迎入。两位将领见天子亲至，更是放下军务，殷勤款待。
随后，文帝来到了周亚夫驻守的细柳营。在细柳营，文帝见到的情形和前两次大不相同。远远就望见士兵们穿着整齐的盔甲，人人手持兵刃，队列整齐，一副如临大敌、随时准备战斗的样子。
文帝的先驱官先他一步来到细柳营。他本想纵马直入，然而守卫营门的士兵，拦住他不让进。先驱官对士兵们喊道：“天子将要驾到，你们还不快打开营门？”把守军营大门的将领道：“将军有令，军营之中只听将军号令，不听天子之诏。”
片刻后，文帝驾到，随从人员对守门士兵道：“如今天子驾到，命尔等开营门。”守卫官道：“没有将军命令，不敢开门。”文帝只好拿出皇帝符节，命使者进入营中，向周亚夫宣诏：“天子将要进入大营劳军。”
周亚夫接到文帝符节，没有出去接驾，只是命人打开军门，请文帝车驾入内。文帝的车队刚刚进入大营，军营里的军官就对文帝道：“将军有令，进入营中车马不得疾驰。”文帝点点头，命令放松马缰，让车马缓慢前进。来到中军大帐前，只见周亚夫身着铠甲，腰佩长剑，站在大帐前迎接。
周亚夫没有向文帝行大礼，而是手持长剑作揖道：“臣盔甲在身，不能参拜，恕臣行以军礼。”文帝暗想，好一员大将，不由为之动容。天子使臣大声道：“皇帝敬劳将军。”礼成之后，文帝慰劳周亚夫数语，便离开了。
离开细柳营之后，跟随文帝劳军的大臣们无不惊诧，纷纷谴责周亚夫的无礼行径。文帝喟然而叹道：“嗟乎，这才是真将军呀。此前去灞上营和棘门营，简直如儿戏一般。如果匈奴大军来袭，恐怕一击即溃，他们的将领也会被俘虏。如果大汉都是周亚夫这样的将领，匈奴哪还敢进犯！”大家听完这话，无不点头称是。
文帝劳军一个多月后，战事将息，遂撤销三大营。周亚夫没有回到封地，而是被升任为中尉。中尉拥有控制京师和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时，中尉还负责巡视京师和京畿地区，拥有对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权，甚至有权利管理宗室。只有皇帝的亲近之臣，才能担任这一职务。
文帝后元七年（前157），也就是劳军细柳营的第二年，文帝竟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他将太子刘启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告诫太子道：“我死后，倘若天下有变，周亚夫可以统领天下兵马。”
六月初一，汉文帝刘恒在未央宫逝世，享年47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文帝躬行节俭、励精图治，其着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成效，开创了闻名后世的“文景之治”。
文帝逝世后，太子刘启继承天子之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颇有乃父之风，也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好皇帝。他将周亚夫任命为车骑将军，统领战车部队。
景帝削藩
周亚夫很快就会肩负起拯救这个国家的重任，就像当年其父诛灭诸吕一样，周亚夫同样要为刘氏皇权的集中做出极大的功绩。这还要从汉朝的制度说起。
鉴于秦朝不分封宗室为王，以致秦末之乱无人相助。刘邦分封同姓宗室为王，以拱卫天子。诸侯王不仅封地广大，而且拥有除御史大夫以下，众官掌控军队自征赋税等权力。随着封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诸侯们便逐渐产生了与中央离心离德、分庭抗礼的倾向。汉初全国共有59郡，其中刘邦册封的10个诸侯王就占有42郡。全国人口1300余万，诸侯王国编户180万，人口850万。与中央政府相比，诸侯国无论是在土地、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
刘邦临死之前基本上将异姓诸王斩杀殆尽，剩下的也非常弱小，不足以对大汉王朝构成威胁。然而，当年纪尚幼的同姓诸王成长起来后，却仍需要后辈解决。
文帝的主要功绩有二，一是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二是不断强化皇权。经过诸吕之乱，皇帝的尊严和权威已经大打折扣。后来，文帝通过打压功臣和不断提拔亲近官吏，皇权才逐渐加强。然而对于藩王势力，却没有很好地解决。
文帝即位之后，消灭了所有吕氏家庭，复置赵、燕、梁、淮阳四国，立赵幽王之子遂为赵王，徙琅琊王泽为燕王，立皇子楫为梁王，徙代王武为淮阳王。并将吕氏诸王所占有的齐、楚、赵故地，分别封还三国。经过一番斗争，又恢复了刘邦所封的同姓诸侯王国。与此同时，文帝还新分封河间、城阳、济北、太原四国。不久之后济北王谋反，被诛灭国。加上吴姓长沙国，此时共有12个诸侯国。
文帝并非没有对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采取措施，只是采用了相对缓和的方法。他听从名臣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缓慢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所谓“众建”是指将各国分成若干国，使其子孙分别受王爵，直到土地分尽了为止。这种策略就将庞大的诸侯国逐渐分成了小国。
文帝十四年（前166），齐王刘则死后，因其无子嗣，齐国被分成了6份，分别封6人为王。淮南王刘长死后，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淮南国被分成3份，给别分封刘长3子为王。同时，文帝下令让诸侯王回到自己的封地就国，但是多有不从，因此将丞相周勃罢免，勒令使其就国，以做表率。
总体来说，文帝采取的方式是比较温和的。文帝被权臣推举上位，为了加强皇权，着力打击权臣实力，反而对各诸侯王采取“仁义恩厚”的宽容、忍让态度。例如吴王诈病不朝，文帝反而赐以几杖，以示安抚。淮南王入朝，甚横，杀辟阳侯，文帝非但不治罪，反而赐美人，多载黄金以归。这种怀柔政策，对稳定朝局是有一定好处的。不过也要看到，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但这说明同姓诸侯王已经成为大汉帝国的不稳定性因素。
景帝继位后大封皇子为王，诸侯国的数量迅速增加。至景帝三年（前154）初，诸侯王国已经达到了22个，同刘邦时相比，增加了12个，翻了一番多。新增的诸侯国除了临江国是从汉地南郡所置，其余11国分别是从原齐、淮南、赵、淮阳四国分置。此时，吴氏长沙国已被刘姓所取代，22国大部分为同姓诸侯国。这时景帝仍然是通过“众建”的方式，削弱诸侯国的力量。同样大的土地，分的国越多，各国的实力便越弱。
由于诸侯王不断分封和传袭，此时的诸侯王和皇室的血脉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在22王的血统中，刘邦子弟及其后代共有14王，文帝子及其后代有2王，景帝子有6王。各诸侯王与景帝的关系，有的非常亲密，有的已经疏远。
自从文帝实行以亲疏政策封王以来，诸侯王与皇帝血脉上的亲疏关系逐渐发展成政治上的亲疏关系。与皇帝亲近的诸侯王，成为皇权的支持和拥护者；疏远的诸侯王则与皇帝的矛盾日益激化。由于依靠亲近诸侯王戒备和防范疏远诸侯王，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摆在文帝面前———通过收回无子嗣诸侯王的土地等正常方式，分封了6个儿子为王。然而文帝共有13子，还需要分封7个诸侯王，但此时已经无地可分。如果按照先帝之法，即便每个诸侯国平均分得3郡土地，也还需要21郡才能让其余7子得到分封。但是此时的中央政府仅仅控制着15郡土地。这些土地不但是中央争夺的主要财政来源，还包括皇后、公主的封邑，不能随便分封出去。当时文帝面临的情况是，不分封诸子则无以安内，要分封则无土可封。那些已经疏远的诸侯王，自然就成了景帝的目标。在景帝看来，削夺疏远诸侯王的领地，不但可以解决封地不足的问题，还可以除掉后患，可谓一石二鸟之策。这些诸侯王与景帝的关系已经疏远，景帝只当他们是祸患，已经没有了情感联系，动起手来自然不会手软。
汉朝大臣中，有些人提出应该尽量削掉藩国，以安刘氏，其中最著名的削藩主张者便是晁错。当年文帝时吴王诈称病不朝，晁错就向文帝上书请求诛杀吴王，削掉吴国，但是文帝没有采纳其意见。
晁错精通谋略，被文帝拜为太子家令，负责教导太子刘启。因其学问精深，能言善辩，被太子视为“智囊”。汉文帝死后，汉景帝登基，晁错执掌京师内吏，与景帝的关系极为密切。史书上记载晁错：“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意思是晁错在九卿中最为得宠，很多法令都是通过晁错提出意见加以修改才得以实施的。
在晁错圣眷正隆之时，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晁错“擅击庙垣”之事。内史府建在太上庙围墙里的空地上，门向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便向南边开了两扇门出入，凿开了太上庙的围墙。丞相申屠嘉非常气愤，向景帝上书，请求诛杀晁错。景帝对恩师晁错非常信赖，对申屠嘉说：“这不是庙墙，而是庙前面空地上的墙，不至于违法。”申屠嘉听后大怒，不久便病死了。政敌被灭，从此晁错更为显贵，不久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有监察天下及百官之权。
深受景帝信任的晁错，为景帝设计了一套激进的削弱分封王国的方法。晁错认为，应该想办法找到诸侯王的罪过，趁机削掉其一部分土地。如果诸侯王没过错怎么办？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总之，要将疏远诸侯的土地不断削掉。
汉景帝三年（前154），晁错向景帝上书《削藩策》，请求削藩。晁错在上书中写道：“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晁错认为，刘邦将天下大半分封给同姓王，这些王国过于强大，已经对中央王朝造成了威胁，应该想方设法削弱他们。他还举出了吴王的例子，文帝没有诛杀不听诏令的吴王，反而给予赏赐。吴王没有改过自新，反而开山采铜，铸造铜钱，还煮海水为盐，获利丰厚。吴王用手中的财富召集罪犯，图谋作乱。因此应该削掉一些强大诸侯国的一郡或两郡，收归中央政府。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削藩诸侯王会作乱，不削藩也会作乱，不如早点削。
这篇策略一出，天下诸王，一片咒骂晁错之声。即使当时朝中士大夫也不支持这种观点，只是晁错圣眷极隆，大都敢怒不敢言罢了。
晁错的父亲住在颍川，听闻儿子提出削藩之策，诸侯王们怨声载道，于是急忙赶到京城见晁错，对晁错说道：“皇帝刚刚登基，你身为大臣，就主张侵削诸侯，离间天子与同宗的关系。如今天下诸侯王都在骂你，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晁错对父亲说道：“如今诸侯势大，常有不臣之心。不这样做，天子不能被尊重，宗庙不得安宁。”
晁错父亲大怒道：“刘氏皇帝宗庙平安了，我晁氏宗族就危险了。我要离你而去了。”
回家之后，晁错之父竟服毒自杀。自杀之时他对人道：“我不忍心见到祸患及身呀！”
晁错之父的自杀，让他备受打击。然而，其对刘氏的忠心可见一斑，不顾自身安危，仍然极力主张削掉诸国。
结盟
景帝三年（前154）冬，楚王刘戊到长安入朝觐见。晁错向景帝报告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在服丧住的房子里偷偷**，请求将其诛杀。景帝下诏赦免其死罪，削其东海郡并入汉地以作惩罚。此后，随之削减了吴国的豫章郡和会稽郡。在两年前，赵王有罪，削减了他的河间郡。胶西王刘卬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了他的6个县。
景帝的削藩，引起了诸侯王的震惊。当汉朝大臣请求削减吴国封地时候，吴王刘濞遂打算起兵造反。
当时吴王刘濞已经64岁了，统领3郡53城。会稽郡和豫章郡是吴王刘濞赖以自保的根本，如果被削，吴国势力肯定一落千丈。恐怕用不了多久，刘濞一族就会失去对封国的管理权，成为仅仅收取租税的郡县。在鱼死网破之际，吴王这才起兵。即使是不起兵，早晚也无好下场，索性豪赌一把，说不定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吴王刘濞自知一家难以和皇帝对抗，所以要寻找盟友共事，他首先想到的是楚王刘戊。楚王刘戊被削减了东海郡，对朝廷怀恨在心，因此，吴楚两国首先结成同盟。
但是在吴王刘濞看来，**暴虐的楚王刘戊，是不足以与之共同谋划的。而能够与之共同谋划的只有一个人，这人就是胶西王刘卬。胶西王刘卬非常勇猛，喜好兵法，临近的诸侯都非常畏惧、忌惮他。他也曾被景帝削减6个县，同样对其不满。吴王刘濞派遣中大夫应高出使胶西国。
应高对胶西王刘卬道：“吴王不才，有着很快降临的忧虑，不敢把自己当外人，使您明白他的好意。”
胶西王道：“有何指教？”
应高道：“现在皇帝任用奸臣，被奸邪之臣蒙蔽，喜欢眼前的利益，听信谗言，擅自改变法令，侵夺诸侯的封地，对封国征求越来越多，诛杀惩罚善良的人，这些情形日益严重。俗话说：‘吃完米糠就会吃到米。’吴王和胶西王是有名的诸侯，一旦被注意盯上，恐怕就不能安宁自由了。吴王身患内疾，不能朝见皇帝20多年了，曾经担心被猜疑，又没有办法解释，现在缩敛肩膀小步走路，犹且害怕不被谅解。我听说大王因为卖爵的事而被罚罪，但诸侯被削减封地，所犯罪过是不该这样处罚的，这种惩罚恐怕不是削地就能罢休的。”
胶西王道：“是的，有这样的事。你说怎么办呢？”
应高道：“憎恶相同的互相帮助，爱好相同的互相留连，情感相同的互相成全，愿望相同的共同追求，利益相同的死在一起。现在吴王自认为和大王有相同的忧虑，愿借着时机顺应事理，牺牲个人身躯为天下除害，想一想可以吗？”
胶西王吃惊地说道：“我哪里敢这样做呢？现在皇帝虽然威逼急迫，我本来就有死罪啊，怎能不拥戴他呢？”
应高道：“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塞忠贞贤良的人，朝廷之臣都有憎恨之心，诸侯都有背叛之意，人臣之事他已做到极点了。现在彗星出现，蝗灾不断发生，这是万世难逢的唯一机会，而且忧愁劳苦的时候就是圣人产生的时代。所以吴王想对内以讨伐晁错为借口，在外追随大王车后，驰骋天下，使面对着的地方投降，使手指着的地方攻克，天下没有敢不顺从的。大王您假使能够答应我一句话，那么吴王就率领楚王攻下函谷关，守住荥阳敖仓的粮食，抗拒汉兵。修筑军队驻扎的房舍，等待大王的到来。大王真的能够幸临，那么就可以并吞天下，两个君主分治天下，不也是可以的吗？”
胶西王道：“好。”应高回去报告吴王，吴王犹且担心胶西王不参与起兵发难，就亲自做使者，到胶西出使，当面和胶西王订立盟约。
吴王刘濞和胶西王刘卬结成同盟后，胶西王刘卬派遣使臣联络了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诸王，约定一起对抗朝廷。
与此同时，吴王刘濞还在积极和赵、燕两国联系。赵王刘遂同样对朝廷不满。此前，文帝割分赵国河间郡设置河间国，不过河间国传了两世之后就因无后而除国，河间郡被并入汉地。赵王刘遂本想请求文帝重新将河间郡并入赵国，但是未能如愿。景帝继位后，又找机会将赵国常山郡削割。这样一来赵王不但没能收回河间郡，还损失了常山郡，旧恨新仇，使其对朝廷更加怨恨。吴王刘濞找到赵王刘遂商议共举大事，简直是一拍即合。吴王刘濞也与燕王相约，并布置了燕国的起兵路线。
吴王刘濞还将目标锁定了淮南三王，淮南三王即淮南王刘安、庐江王刘勃、衡山王刘赐。他们的父亲是淮南厉王刘长，因谋反被废，被谪迁到蜀地，但是还没到蜀地，便死在了途中。在文帝封淮南厉王三子之前，贾谊就曾上书文帝劝谏道：“刘长之子都已成年，怎么能忘掉仇恨呢？”文帝没有听从其建议，仍然将其三子分封。他们三人果然如贾谊所说，想到自己的父亲因谪迁致死，对朝廷怨恨极深。有机会推翻朝廷，他们不会拒绝，于是与吴王刘濞结成同盟。
经过一番联络之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同盟建立起来了，准备起兵谋反。这个谋反集团内部的诸侯王虽然都是刘邦的子弟及后代，但他们与景帝的血脉疏远，更无感情可言，他们都和朝廷矛盾极深。尤其是在反对削藩上，态度非常一致。
然而他们之间的结盟却并不牢靠，吴王刘濞想借此机会一举获得天下，而诸侯王们只想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因此，吴王刘濞想控制各诸侯王，诸侯王们并不甘心受制。他们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忠臣也得死
景帝三年（前154）正月，汉王朝削地的诏书正式下达到吴国。吴王刘濞认为时机已到，是时候起兵了。刘濞将国内汉朝官吏俸禄2000石以下者全部斩杀，随后于广陵起兵。胶西王在正月诛杀汉朝官吏俸禄2000石以下者，随后起兵。胶东、菑川、济南、楚、赵同样如此，举兵向西。齐王后悔，并没有参加反叛。济北王城损坏，于是济北王派郎中令带兵守卫王城，郎中令趁机劫持济北王，因此没有发兵。吴王先前联合14国诸侯王，实际上发兵的只有7国，分别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
吴王刘濞下令：“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士卒为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吴国境内62岁以下、14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征召为兵，集合了20万大军，谎称50万。
吴王刘濞起兵后，楚王刘戊随后响应。楚国丞相帐尚、太傅赵夷吾向楚王刘戊进谏，诉说起兵之害。楚王不听，遂将他们杀死，之后发兵和吴国会合共同西进。
胶西王刘卬索性也将汉朝派遣的官吏俸禄2000石以下的全部杀死，发兵西进。接着，胶东、菑川、济南诸王起兵响应。赵王刘遂杀死劝阻其反叛的赵丞相建德、内吏王悍，发兵向西，等待吴楚两国。同时向匈奴派遣使臣，与匈奴联合。
吴王刘濞起兵后，发表了告天下诸侯书，书中写道：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余万。寡人虽不肖，原以身从诸王。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原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原也。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原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原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这封告诸侯书，有四方面的意思。第一，提出反叛的理论根据，他认为“汉有贼臣”，贼臣离间诸侯王与皇帝的骨肉至亲，剥削各诸侯王的土地，所以才起兵诛贼臣。所谓的贼臣就是指晁错。诛晁错以安社稷，就是吴王刘濞的叛乱依据。
第二，极力夸耀吴国的富强，夸耀说吴国地方3000里，有精兵50万，同时有用之不尽的财富。无非是向诸侯表明，自己有起兵的能力。
第三，部署进军路线。长沙王子平定长沙以北地区，然后向西进入蜀地和汉中。南越王、楚王、淮南王三王和吴一起发兵向西。齐地诸王和赵王平定河间、河内，然后或是进入临晋关或是与吴王在雏阳会和。燕王平定代和云中后，率领匈奴军队进入萧关，直取长安。这套方略使叛军由南到北，合纵向西，最终的目标都是大汉的都城长安。
第四，宣布赏赐的办法。吴王刘濞规定，能逮捕杀死大将军的，赏赐金五千斤，封邑万户；逮捕杀死将军的，赏赐黄金三千斤，封邑五千户；逮捕杀死副将的，赏赐金两千斤，封邑二千户；逮捕杀死俸禄二千石的官员，赏赐黄金一千斤，食邑一千户；逮捕俸禄一千石的官员，赏赐金五百斤，封邑五百户；以上有功的人都可被封为列侯。那些带着军队或者城邑来投降的，士兵有万人，城中户口万户，如同得到大将军；士兵城中户数五千的，如同得到将军；士兵城中户数三千的，如同得到副将；士兵城中户数一千的，如同得到二千石的官员；那些投降的小官吏也依职位差别受到封爵赏金。其他的封赏都一倍于汉朝规定。
七国起兵，令天下震动，最惊恐的莫过于汉中央朝廷。晁错虽然在劝说景帝大力削减诸侯封地时，说过诸侯王早晚会反之类的话，但是此前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要谋反，因此，景帝和中央朝廷根本没有对诸王造反做任何准备。事情真的发生之后，晁错和景帝都慌了神。
景帝这时想起了先帝的遗训，急忙召来太尉周亚夫。命他统领36名将军抗击最为强大的吴、楚军队。又任用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大将军，统帅抗击齐、赵的军队。窦婴在晁错提出削减诸侯封地的时候就持反对意见，此次景帝派他出战，他再次批评了晁错的做法。
此时，很多人认为七国之乱是晁错搞出来的，而他与景帝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晁错认为，将数百万大军交由周亚夫率领，如果周亚夫有不臣之心，后果不堪设想。景帝觉得有理，于是打算让晁错代表自己和周亚夫一同出战。晁错自知不可能对周亚夫等人有约束力，于是请景帝亲自到前线督战，自己留守长安。景帝听了这个建议很不高兴，但是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听从他的话。
晁错没有觉察到景帝的不满，反而想趁机灭掉自己的政敌。他和袁盎素有积怨，两人不能同席。袁盎曾经担任过守卫皇城的中郎将一职，为人厚道，敢于直谏。文帝时曾经被派往吴国担任吴丞相，与吴王刘濞相交甚善，曾收受过吴王的大量财物。年迈后，他称病辞职在家。
晁错抓住了袁盎曾经收受吴王刘濞财物的把柄，吴王造反后，晁错对属官道：“袁盎为吴丞相时，多收受吴王财物，一直说吴王不会反。如今见吴王造反，他一定知道内情，应该关进监狱，查明情况。”
袁盎对汉王朝忠心耿耿，属官知道这是无中生有，便对晁错说道：“袁盎长期担任先帝近臣，不可能谋反。”
袁盎平素与人为善，朋友众多，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袁盎知道后，自己不能与晁错相善，便要先下手为强。他找到大将军窦婴，说自己有平定叛乱的方法，请他帮忙转告景帝。窦婴急忙报告给景帝，景帝遂召见袁盎。
景帝召见袁盎时，正在和晁错一起商议调动兵马粮草的事宜。景帝问袁盎道：“你对吴楚造反怎么看？”
袁盎答道：“吴王造反不足担忧，很快就会被平定了。”
景帝道：“吴王开山铸钱，煮海为盐，非常富足，诱使天下豪杰造反。若没有万全准备，怎么会轻举妄动呢？为什么说他不会有作为？”
袁盎道：“吴国确实有铜盐之利，不过却没有豪杰相助。只是引诱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这些人才会跟着吴王造反。”
晁错这时道：“袁盎所言有理。”
景帝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叛乱呢？”
袁盎道：“请陛下让左右退下。”
于是景帝下令让所有人都退下，唯独晁错仍在。
袁盎道：“臣之愚计只能陛下知道，其余臣子不能知道。”
这话明显是针对晁错的，景帝下令让晁错退下，晁错不由得对袁盎怨恨极深，但又无可奈何。
袁盎道：“吴、楚在告诸侯的信中表示贼臣晁错削减诸侯之地，所以才起兵清君侧。造反只为了诛杀晁错，恢复故地。可见七国所怨恨的只有晁错一个人。只要诛杀晁错一人，命使臣赦七国发兵之罪，恢复七国故地，则可不费一兵一卒，而天下太平。”
景帝默然良久，道：“只要天下得安，我不会爱惜一个人。”
袁盎道：“臣愚见，这是最好的办法，望陛下深思。”
过了十几天，景帝命中尉召晁错。晁错以为景帝找他有事，遂穿上官服和中尉同出。不料，中尉带着穿着官服的晁错直到刑场腰斩。晁错一家无论老幼全部被斩，晁错父亲的话果然应验，晁氏灭族。
景帝先前已任命吴王刘濞的侄子吴通为宗正，斩晁错后，遂命袁盎和吴通带诏书去见吴王刘濞，说服他罢兵。
此时，吴国和楚国正在攻打梁国。吴王刘濞听闻已诛晁错，景帝派使臣而来，以宗亲故，接见了吴通，并笑着对吴通道：“如今我已经是东帝了，还要向谁拜呢？”他还想扣留袁盎，袁盎趁机逃出吴营，赶紧回长安向景帝报告。
景帝诛杀晁错之后也非常后悔，然而已经将其诛杀，无可挽回。晁错作为景帝的老师，与景帝非常亲近。他教导景帝的是“术数”，所谓“术数”就是权谋之术，为了江山社稷，可以无所顾忌。但谁能想到晁错教导景帝的这套理论，竟然试在了自己头上。
景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安社稷、尊皇权。
三月平叛
周亚夫受命之后，乘坐6匹高头大马拉的传车，会师荥阳。他先了解了对方的实力和兵力布置，随后拜访贤明之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到了洛阳，周亚夫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游侠剧孟，高兴地说道：“齐国叛乱，我乘传车到达这里，没想到自己能安全抵达。如今剧孟没有起兵的举动，而我又占据了荥阳，荥阳就没有值得忧虑的了。”周亚夫认为，剧孟能够抵得上一个侯国的士兵，他曾经说过：“还以为他们得到了剧孟，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助剧孟，我知道他们必定无所作为。”
周亚夫随后到达了淮阳，询问父亲原来的门客邓都尉：“您有什么好的计策吗？”
邓都尉说道：“吴兵锐气正盛，和他交战很难取胜。楚兵浮躁，锐气不能保持长久。现在为将军提出一个计策，不如率军在东北的昌邑筑垒坚守，把梁国放弃给吴军，吴军一定会用全部精锐军队攻打梁国。将军深挖沟、高筑垒坚守，派轻装的军队断绝淮河泗水交汇处，阻塞吴军的粮道。吴梁之间因相持疲弊而且粮草耗尽，然后用保持强盛锐气的军队制伏那些疲弊已极的军队，打败吴国是必然的。”
周亚夫道：“好计谋。”
战略方针确定后，周亚夫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率军绕开叛军设伏的崤函（今陕西潼关至河南新安一带）之路，出其不意，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到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有如从天而降，然后会师荥阳，牢牢地控制关东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亲率重兵进据昌邑（今山东巨野南），切断叛军主力吴楚联军同齐地各国叛军的联系，并派出轻骑兵袭占淮泗口（今江苏洪泽西），断敌粮道。
但是这样一来，就将景帝的亲兄弟，深受窦太后喜爱的梁王刘武置于吴楚联军的主力之下。梁国正好处在吴楚西进的方向，想要进入长安必须打败梁国，因此，梁国面临的压力非常之大。仅吴国就有士兵20余万，号称50万，加上楚国和其他几国的援兵，绝非梁国可以抵挡的。在开战之初，吴军和楚军在棘壁（河南省今河南省柘城县东北）大败梁军。吴楚联军乘胜向前，锋锐异常。
吴楚联军合力猛攻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梁国举全国之力，奋勇抵抗吴楚联军，形势非常严峻。梁国作为抗击吴楚联军的前线，如果被破之后，叛军西进，便可直入长安，后果不堪设想。刘武深知守住梁国至关重要。将领们出城迎击之时，梁王刘武一言未尽，先流出泪来，并且跪送6位将军出兵迎战吴楚联军。
梁王无奈，只好一面组织士兵防守，一面频频请求周亚夫派兵救援。周亚夫按照既定策略，不予理会，按兵不动。梁王上书景帝，请求派兵援助。窦太后知道后，向景帝施压，要求他命令周亚夫赶快救援。景帝只得向周亚夫下诏，救援梁国。周亚夫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不奉召。梁王见后援断绝，只能发全国之力，奋力固守，一时之间，叛军竟久攻不下。
叛军见睢阳难攻，转而攻打昌邑，希望与汉军迅速决战。周亚夫按照既定策略坚守不出，任其骂阵挑衅。
周亚夫卓越的军事才能体现在方方面面。有一次夜里，汉军大营受惊，军内各部分互相攻击扰乱，甚至闹到了太尉周亚夫的中军营帐之下。周亚夫始终静卧不起，任其骚乱，时间过了不久，军营就恢复了安定。士卒们得知太尉还在安眠，便知没有发生大事，随后在基层军官的指挥下，骚乱很快就平定了。如果周亚夫此时出营镇压骚乱，必然使营中士卒人人自危，反而会给吴楚攻击的机会。
此时，截断吴军粮草的战略已经奏效，吴军粮草匮乏，长此以往，必生内乱。吴军为军粮所迫，必须尽快与之决战，于是决定冒险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吴军们首先攻打汉营东南，然后准备出其不意攻其西北。周亚夫早已看破了他们的阴谋，在军营西北布下重兵。
吴王刘濞指挥精兵攻打汉营西北，但是汉军早有准备，迟迟不能得手。吴楚军队决战不得，又缺乏粮草，军心早已动摇，吴王刘濞不得不下令撤兵。周亚夫下令趁势出击吴军，吴军一路溃败，汉军斩首10万。刘濞抛弃大军，仅率领着壮士数千人逃到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汉军乘胜追击，将余下叛兵尽数俘虏。周亚夫下令，有杀死逮捕吴王刘濞者赏千金。一个月之后，越人斩吴王刘濞献上。
击败吴军后，汉军继续诛灭各叛乱诸侯王，先后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将七国之乱彻底平定，大汉王朝转危为安。虽然周亚夫立下大功，但是由于没有及时救援梁王，使得梁王对其怀恨在心。
在此战中，周亚夫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知己知彼、多谋善断，在开战前就制定了一套严谨的作战方案。首先放弃梁地，梁国地大人多，让梁国消磨吴楚两国的锐气，达到疲敌的目的。疲敌策略至关重要，吴楚实力强大，直接对战不一定是其对手，即便惨胜也无力再剿灭其余诸国。
接着斩断粮草供应，退路被断，且粮草匮乏，吴楚士卒必然心生惧意。吴王刘濞指挥这样一群士兵，只有尽快寻找主力决战，才能重新打开后方的通道。吴王刘濞屡次挑战，周亚夫坚守不出，同样是为了避其锋芒，攻其软肋。直到吴军士卒饥饿、计谋失策、退兵而走的时候再挥兵追击，一举歼灭了叛军主力。
七国之乱平定后，诸侯王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景帝利用这一时机对诸侯王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参与叛乱的七国，吴国被除国，楚国仍保存其封国，改任在朝廷担任宗正的平陆侯刘礼（楚元王之子）为楚王。废胶西、胶东、菑川、济南、赵诸国。
景帝有14个儿子，已经分封了6个，七国之乱后，陆续将其余8个儿子封为王，并将原来的封王加以调整。到了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天下共有21个诸侯王，景帝之子就占了10个。
同时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政策，经过数十年的削减，到景帝末年，全国共70郡，汉中央辖郡为44个，各诸侯王占有26郡。而高祖刘邦末年，诸侯王占有的郡要比汉中央多28郡。
除削地之外，景帝还下令改革诸侯王国官制，实际上就是剥夺了诸侯王的治民权。更封国丞相官职为相，以与中央区别。同时将诸侯王国原来的金相印换成银相印，以示低于汉中央。减掉诸侯国的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宫等官职，还对官员的名额加以裁剪。命令诸侯王不得参与政事，诸侯王国俸禄四百石以上的官员，由天子任免。设立“内吏”以治民，原来丞相和中尉的职责集于内吏，由汉中央朝廷任免，实际上相当于太守、都尉。诸侯王只能拥有封地内租税的收入，占大头的人口税则收归汉中央朝廷。这样一来，汉初以来的诸侯国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