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贤愚是眼浊，不读诗书是口浊。有播种，才会有收成。成功的人生从做“书生”开始。最可怜的人是与书无缘的人，最可怕的人是会识字的现代文盲。一个“书香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有竞争力的社会”。
与书无缘最可怜
星云大师：人生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与好书绝缘的那一刻；人生的起点，不是诞生，而是与好书结缘的那一刻。我和台湾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总裁高希均教授结交将近三十年，最初只是彼此交换对社会的意见、看法，后来经常来往，经常在台北道场一谈数小时，谈的都不是信仰，而是关心社会。他也经常到佛光山讲演，应邀为“人间佛教读书会”上课。他认为对个人的成长、对社会的成熟，阅读是一条必经之路，主张“自己再忙也要读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他认为“最庸俗的人是不送书的人，最吝啬的人是不买书的人，最可怜的人是与书无缘的人”。
高教授有本书叫《阅读救自己》，鼓励大家培养“终身学习”的好习惯，因为一个“书香社会”，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一个“开放的社会”，更将会是一个“有竞争力的社会”。他最有名的几句话都与读书有关，叫做“做个高附加价值的现代人”，“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建一流社会”，“书柜代替酒柜、书桌代替牌桌”。
长乐先生：心态有多开放，就能汲取多少能量。
我与书结缘很早。我伯父是村里教私塾的老师，算是当地一个小小的文化人，家里有一些藏书。我在他那里读了人生第一本书，那是一本小说。后来我又渐渐喜欢上散文。我听说犹太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会把蜂蜜滴在《圣经》上，然后让孩子用小手翻书，孩子不经意间把手放在嘴里，会感到书的甜味，在幼小的心灵中对书本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这是一种很甜蜜的引导，但我还是庆幸自己读书是从自觉自愿开始的，所以一生对书没有抵触情绪，反而越看越热爱。
星云大师：从小说入手读书是不错的开始，我与书结缘是经历了些波折的。我幼年上私塾读《四书》靠死背，读佛学也是死记，读不出趣味来，自觉不是读书的材料和种子。后来为了克服心理的障碍，把读书的兴趣和范围逐渐增广：从家乡扬州七言俚语的小说到历史故事，从外国名著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作品，才慢慢引发读书的趣味。
我十五岁那年，因为受戒时烧戒疤，把头盖骨给烧得陷了下去。之后我忽然好像失去记忆的能力，读《古文观止》、《四书读本》，怎么念就是背不起来，并不是我不用功，而是任我怎么努力念诵，就是没有记忆力。
因为无法背书，被教我们的教务主任觉民法师罚跪、打手心，这是常有的事。有一天，我又再次为了不会背书而挨打，觉民法师一面打，一面骂：“你真笨哦！你要多拜观世音菩萨，祈求聪明智慧哦！”真奇怪，那个时候不管老师怎么打手心，我竟然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只觉心中好像忽然亮起了一盏明灯：“哦，原来拜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有聪明智慧，我有希望了！我有希望了！”
很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学院派我管理图书馆，那是原本栖霞师范学校所有，因为他们随军队撤退到后方重庆，所以所有的书都留给栖霞佛学院。这么多书，该看哪一本，刚开始我也不懂，不过我很留心注意，看看哪些书经常被老师、学长借出去，等他们还回来，我就拿来看。当中，尤其乡村师范学校的活页文选，以及各种文艺小说，对我帮助最大。
坦白说，我一生经历的各种苦行修行，虽然都能接受，但并不是太喜欢，可是阅读小说，我真是兴味盎然，乐趣无穷。那个时候，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寇志》等，几乎看过一遍就能记忆。所以多年以后，偶尔和徒众小参，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一段《三国演义》给你们听。”于是我把“诸葛亮借东风”、“曹孟德败走华容道”等精彩的情节说上一段，因为我念的都是书中的原句，弟子们也都听得目瞪口呆。后来，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历史小说到言情小说，从外国小说到中国小说，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各种小说无所不看，无所不读。在时间的更替中，慢慢培养我读书的乐趣。那时候读书，最恐慌的是把书看完了，下面不知如何去连接。尤其看武侠小说，每当阅读到“请看下回分解”时，总想一口气看出个究竟来，自己的心也被书中的情节所左右。
长乐先生：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的父亲与当代的许多大作家有来往，他家里《红旗谱》、《创业史》这样的书，都有作家的亲笔签名，我经常跑到他家借书看。四年级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世界名著一百例》，介绍了四十部中国名著，六十部外国名著。我就按图索骥，找这一百本书来读，到了中学二年级就全部读完了。结果小小年纪我就戴了眼镜，是在北京西单眼镜店配的，一百五十度。我爸爸告诉我：“你要少看一点书，不要太贪了。”但是我没听，还是死命读书，结果现在眼镜六百多度还有散光了，这也算是嗜书如命的代价吧。
“文革”的时候，又听说毛主席推荐了一百本世界名著，里面有很多人物传记，我和小伙伴们就拿着单子去找书：一方面是在各自的家里找，一方面是发动我们院的小孩用各种关系去找书。那时候能找到的书不多，都被烧了，我们就去图书馆偷书。那时图书馆都关了，还被砸得一团糟，连窗户都碎了。我就和几个朋友半夜拿着书单子，嘴里叼着手电去偷书，想要的书多到背不动。我们用鲁迅的话自我安慰，读书人偷书，那不叫偷，叫窃。还说，我们不偷将来也会被烧掉。依稀记得当时拿的全是世界名著，中国的和俄罗斯的居多，因此高尔基的书我看得相当全。
后来我接触比较多的是法国文学，包括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佐拉……几乎中国在“文革”以前出版过的他们的书我都看完了，不仅仅局限于推荐的一百本了。比如佐拉，我不仅看了大家比较熟知的《娜娜》，还触类旁通找了《矿灯》、《劳动》来看。英国小说我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也看了很多，尤其是侦探小说。
比较有幸的是我当时还读到一些内部书。“文革”的时候全国各地有内部书店，专为“高干”和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专家订书，北京的内部书店在长椿街。这种书店卖的书没有任何装祯，一个单色的封面写着书名，单调而干净。我看过的内部书有《回忆录》、《秘密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有些优秀的传记让我感动得落泪。
那时候，我们同学和朋友中，谁家有了内部读物，都是争相传看，经常悄悄聚在一起讲书上看来的故事，如果这故事别人不知道，就会被羡慕被崇拜。我的故事是最多的，理所当然成了这个兴趣圈子“头儿”。也就是说，在最阴暗的时期，在前途最渺茫的时候，读书仍是我从未放弃的追求。
学习做圣贤与天命无关
星云大师：躲在棉被里偷偷看书的岁月，让我明白到“做人要从读书开始”。所谓“人不学不知义”，不读书就不能明白道理，不明白道理就不能做一个好人，所以人人要读书，这个社会、国家必定有所作为，进而从读书中“读做一个人、读明一点理、读悟一点缘、读懂一颗心”。
人生不同的阶段喜欢读的书不同。到中年的时候，我主要读佛书，就是《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这些经书甚至超越现在的管理学，像《观音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读了以后，就会知道它其实就是一部“管理学”。怎么样管理别人？你先要救苦救难，要先帮助他解决问题，要对他信赖，要对他照顾。要想人家为我们做事，就要先真心待他。
在《阿弥陀经》里，阿弥陀佛把社会建设成一个安和乐利的世界，所谓“极乐净土”。他把每一个人教育成诸上善人，社会上没有经济的困扰，没有人我的斗争，没有是非的陷害，大家都过着清净、安乐的生活。所以，今天各行各业应该像阿弥陀佛，甚至像地藏菩萨管理地狱，像维摩居士管理妻妾家人一样，来管理员工、管理事业，那么人人受到好的**，就能气质不凡，道德增上。
长乐先生：也许人的聪明是可以遗传的，但是知识与智慧是绝对不会遗传的。文明传承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读书，而读书人则必定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晚清时期的曾国藩集团。晚清中兴三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是书生，他们统领的湘军干部中，书生的比例占到59%。三名臣都是四十多岁才出山掌权带兵，从未打过仗，但是，他们一旦站上相应的高度，立刻大放异彩，在指挥才能和带兵手段上，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职业军人，在朝廷无人可用的危难之时，挽狂澜于既倒，成为稳定政局的中流砥柱。
曾国藩的天资应该说只是中人之资，身体不好，待人拙诚，做事有畏首畏尾的毛病；在理学造诣上，梁启超说他不可能有很高的建树；在军事指挥上，他缺乏在第一线指挥的才能，一生中指挥的战斗都以失败告终，但曾国藩却以“立德、立言、立功”而誉满天下。这是为什么呢？他的秘籍就是书，他认为一切学问“论其原皆圣道所存”，必须向故纸堆中讨药方，通过“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湘军的建军与作战，都是从历史战例中学习经验。比如湘军的编制和领导体系就是从戚继光那里学来的。湘军的核心理念：忠义血性，来自书生对军队职能的深刻理解。曾国藩还在选拔人才、创建军队政治工作方面多有建树。
曾国藩把家族发达八字诀的第一个字定位于“书”。其祖父写的是：猪蔬鱼书，早扫考宝。曾国藩将其改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把“书”字挪到最前面，说明曾国藩认为它是繁荣家族最重要的事。曾氏家规中男子必做到“看书读写”四字。曾国藩不希望儿子做大官，唯愿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他曾说：“富贵功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但学习作圣贤，完全由自己做主，与天命无干。”
星云大师：刚才刘总裁说到读书让人有多少受益。的确，读书是一生的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香菇面。读书是人的精神食粮，通过读书，生活里的缘分就会增加。
世间的财富再多，总有用尽的一天，甚至有被偷、被抢的危险，唯有读书求取智慧，是别人偷不走的。
饱读诗书是人生最有智慧的投资。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虽然身处在斗室中读书，但是一切都在运筹帷幄之中，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不过，读书人也要会用书，不能读死书、死读书，知识是用来为全社会服务的。有时候，也不妨周游世界，亲身到一个地方，看一件事的发展，感受又会不一样。像刘总裁，你周游天下，心胸就开阔，见识就广博，我想这对凤凰卫视是有很大帮助的。
长乐先生：我喜欢看传记，看杰出人物的传记，你的人生格局会变大，你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立足点就高了。
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和他能成多大事有很大关系。大格局要靠多读书去拓展，也和生活息息相关。我在建国五十年大庆和六十年大庆的时候都曾在天安门观礼，但真正对我的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建国十周年大庆典礼。那是我父亲受邀，我借光跟着去的，那种气壮山河的震撼力对我立志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当然，也许苦难对人激励会更加明显，更加有效。
不要做现代文盲
长乐先生：现在有个概念叫“现代文盲”。所谓“现代文盲”，一般是些有些成就、自我感觉挺好、在小圈子里有点知名度的人，他们不是不识字，而是思想变得非常懒惰，不愿更新知识结构，不愿学习新技术和新事物，明明已经被时代抛在后面，却还在那里自我陶醉。这是肯定会被淘汰的一群人。
星云大师：这些社会问题说明，知识也会“生病”。“知”加一个“病”字头，就是“痴”。知识也会让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会愚痴。所以我们读书要善用书，要净化自己的心灵，增长自己的气质，扩大自己的心胸，这是很重要的。
长乐先生：现在的信息社会，资讯非常多，甚至到了爆炸、泛滥的境地，大量混沌不清的糟粕混杂其中，让人无所适从。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资讯爆炸时，知识反而显得更加贫乏了。
只有经过整理的、系统化处理的资讯才能称为知识。而好的图书恰恰具有这种特点，所以读书应该成为一生的习惯。我看到一组数字，中国国民一年的阅读书量是零点七本，而韩国是七本，日本是四十本；美国孩子的平均课外阅读量是每人每年三万字，而中国孩子的平均课外阅读量是每人每年不足五千字；联合国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家的读书调查中，日本企业家每人一年读五十本书。中国的企业家读多少本呢？很可悲，中国企业家平均每人每年读半部书，按照倍数来算差一百倍！
星云大师：终身学习应该成为人生的习惯。我现在岁数大了，最近眼睛看不到，看不清字，就听书，现在好多书都另有录音带，听得最多的是中央电视台重要人物的文化讲座“百家讲坛”。
佛教讲究“自觉”，凡事要自己觉悟、自我教育，才能快速成长，若老是要让人家来鼓励、让人家来开示，进步是很慢的。
快乐要由自己创造，要想别人给我快乐比较困难。快乐在哪里？举一个例子，一条小狗老是转圈子要咬自己的尾巴。大狗从旁边经过，问：“你干吗在这里转圈子？”小狗说：“我要寻找幸福快乐，有人说我们狗的幸福快乐在尾巴上。”大狗说：“那是永远找不到的，你向前走试试看。”小狗就向前跑，果然，幸福、快乐就跟随着它跑起来了。
所以，我们的幸福快乐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
长乐先生：美国有一本书《第五次修炼》，书里最重要的观点与您的体会不谋而合，就是不断自我超越。而实现自我超越的方法，就是终身学习。
需要强调的是，读书和上网是不一样的。上网叫“浅阅读”，人在上网的时候，阅读非常重要的文章不会超过十五分钟。但是你看书的时候，只要真的看进去了，何止十五分钟呢？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阅读主要是通过网络完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直接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深度。不要以为看电影或者上网可以取代读书。我们怎么去看电影？比如看名著改编的电影，应该先看原著，然后再看电影，看的时候注意电影是怎么对原著进行改编的。比如《天使与魔鬼》、《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我会对比着反复地看，琢磨它为什么这样改，琢磨影视语言和书面语言各自不可替代的美丽与魅力。
现在，中产阶级膨胀的速度特别快，富人多了，却“贵”不起来，还没有成为一个有气质、有知识的群体，更谈不上更新知识，终身学习。这和中国的大环境有关，我们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功利主义时期，人们都想着如何快挣钱、快致富。看书更多的是为了在职场混得更好，把产品推销出去，更多地赢利，甚至是为了学会“厚黑”……社会尊敬的不是知识和读书人，而是腕儿，看你开什么车，身价多少。每年公布的富豪，大部分是房地产商，没有一个是做出版的，搞文化的，做学问的。一个场合里面，进来一个官员、一个老总和进来一个所谓的文化人，大家的表情和态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中国的悲哀。
写作如同播种
星云大师：从童年开始，我就喜欢写日记，但因那时生活艰苦，纸笔不周，只有将一些人事、新知、杂感、生活等记于脑海中。
在丛林就读佛学院期间，对一个没有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而言，摸索写作实在艰难。记得，教授国文的海珊法师在黑板上写了“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十个字，要求大家以此为题写一篇作文。当时才十二岁的我，连题目也看不懂，只好东抄西凑，写了好几张作业纸，糊里糊涂地交了卷。结果老师阅毕发回，评语栏中写着一首诗：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我还扬扬得意认为老师替我批了诗句，但是同学们解释说，这是老师批评我的文章“不知所云”，因为没有人听得懂黄鹂的鸣叫，也没有人听得懂白鹭的叫声。
后来，我的写作渐有进步。有一次作文课，题目是“故乡”，我认真地构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觉是得意之作。数天后发回，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
“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
意思是指我为文抄公。当作文总是被老师批得一无是处，纵有佳作，也被怀疑是抄袭而来的时候，我深感挫折。于是我更加重视读书，训练自我学习。时年十五岁的我争取到担任图书管理的工作，利用整理书籍剩余的时间阅览群书，温习功课，在夜晚熄灯以后，还躲入棉被里点着线香偷偷看书直至天亮。
长乐先生：和大师一样，我从小就喜欢写作，在小学的时候开始给《中国少年报》写稿，平时也喜欢写各种各样的文章，自认为还有一些天赋。当工兵的时候，除了每天辛苦操练之外，还要打坑道、挖山洞，时间排得很满。但我总是挤出时间写稿件，有时趴在坑道边也要写上一段。部队野营拉练或野外驻训，别人的挎包里装吃的，我挎包里装蜡烛，别人睡觉了，我的一天才真正开始……那时一个基层军人的文章是很难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但我的稿件却能隔三差五地刊登出来，为我后来进入媒体打下了基础。除了写报道，我还为连队写相声、写歌词和小话剧什么的，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很有成就感。
想来大师也会有同感吧？
星云大师：在新竹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时，有一次，碰到一位正在扫地的沙弥问我：“我常看到有人送面给你吃，为什么别人都喜欢煮面给你吃，却不煮给我吃呢？”
他问得天真，我一时却不知要怎么说才好，看他在扫地，便回答他：“只要你好好扫地扫个十年，自然就会有人煮面给你吃了。”因为“有播种，才会有收成啊”。刘总裁有了文学的播种才成就了后来的传媒事业，我本人也在努力学习，不断写作，这里面一方面得益于遇到良师，一方面来自勤奋练习。
我自认为写作没有诀窍，只有一个“勤”字。文章是魔术，重在熟能生巧；文字如兵将，平时就要培养，届时才能运用。每星期要读千字策论，以训练理路，启发思想。笔越写越锐，写好文章的不二法门，就是一个“勤”字。
我在宜兰时，没有桌子可用，只有把一台破旧的裁缝机，将就权充写作的桌子；也没有凳子可坐，好几个信徒于是凑合了三十元，到监狱买了一张藤椅给我，坐起来感觉无比舒适。
我住的小房间里，没有电灯，但我不以为苦，因为过去也没有使用过电灯。记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六岁，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华藏寺短期享受过电灯以外，在大陆住过的栖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台湾中坜的圆光寺、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也都没有水电设施。
不过，信徒把我请回来，他们也很殷勤，都想为我解决问题，因此把佛前灯的电线加长，拉到我的房门口。尽管加长的电线也只能拉到门口，只得把电灯挂在卧室门口，但是我就这样沾有佛光，每晚借用佛光读书。
长久以来，我勤于笔耕，从不懈怠。五十年前，我每天写稿至清晨，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将写好的稿件投入邮筒，然后才回去做早课。我一直感到很快乐，也明白快乐要经过努力、勤劳才能获得，没有牺牲奉献是无法体会到的。因此，我觉得要训练自己在忙中不以为忙、苦中不以为苦、难中不以为难。
长乐先生：正是，没有勤奋何来精进？哲学家舒勒斯曾经说，一个人如果每天阅读十五分钟，每星期平均可读半本书，一个月可读两本书，一年可读二十本书，一生至少可读一千册以上的书，成为一个博学多闻的人。
阅读是一件别人代替不了你的事情，阅读的功夫深不深也不一样，读书一目三行和一目十行效果肯定不一样。当然你有很快的阅读能力那是另说，像我看书的速度就比较快。我喜欢利用一切零碎的时间看书，在深夜读书，在马桶上读书……马桶上实际上是我一天里最清静的时候，我有很多东西是在马桶上写的，因为马桶上谁也干扰不了我，效率反而很高。
星云大师：人一生当中，光是为了等车子、等客人、等上课、等开会、等吃饭就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被人等待固然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学习等待却是一种至高的艺术。
由于我懂得利用零碎时间学习，我常自豪地告诉别人：“公路、天空是我的床铺，汽车、飞机是我的餐厅，一本书和膝盖是我的书桌，一支笔是我所有的动力。”过去几十年，我南来北往，乃至国内外来回，一点都不觉得浪费时间，甚至觉得零碎时间也不够用。
读书是一种实力指标
星云大师：过去我有个心愿，希望成立一间图书馆，于是我慢慢地买书，心想只要持续地买下去，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必定能够成立一个图书馆。但是对于没有意义的花费，我一钱不舍。数年前，我在日本弘法，将一顿饭钱节省下来，买了两本书带回佛光山，放在图书馆里供大家借阅，自觉乐趣无穷。在法国，我购得一部法文《大智度论》，虽然我不懂法文，也无法研究，但是我将它带回台湾，贡献给佛光山的青年佛子。
文明发达的国家，除了拥有美术馆、文物馆、博物馆之外，图书馆更是衡量该国家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一所大学的实力强弱、一个都市的竞争力大小，主要视图书馆的藏书多寡，所以图书馆是展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
自古以来，图书馆影响着中外历史上许许多多伟人的成长。民国初年，知识分子深信拯救民族、救亡图存需要教育，教育之机关，一在学校，一在图书馆。图书馆的兴建便成为了“开启民智”、“教育救国”的重要途径。因此，蔡元培先生认为，要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天下之英才，办好图书馆是重中之重。
现在，我在世界各地创建了西来大学图书馆、南华大学图书馆、宜兰老奶奶纪念图书馆、佛光大学佛教学院图书馆、新竹无量寿图书馆、佛光山民众图书馆、大慈庵图书馆、大慈育幼院儿童图书馆，及丛林学院研究馆、男众学部图书馆、女众学部综合图书馆、国际学部图书馆、扬州鉴真图书馆等海内外二十六所图书馆。另外，佛光山海内外百余所别分院，如美国西来寺、澳洲南天寺等，亦皆设有图书馆。其中扬州的鉴真图书馆按照国际一流图书馆标准进行单体设计，是目前中国佛教学院中规模最大的图书馆，设计藏书十万册，目前已拥有六万多册，还在陆续增加中，其中也有刘总裁捐献的一百多种图书。
长乐先生：我现在很难去图书馆享受读书的乐趣了，只能把随身的行李箱变成个小书摊，打开箱子，必定有几本书等着你来读。多年读书的经历告诉我，什么是读书的真境界呢？有空就读，如醉如痴。这就真正把读书纳入你的生命了。
我最近比较有感悟的几本书和大师分享一下。大前研一的《美国再见》最近在国内出版了，作者特别强调了专业化的问题，比如他谈到美国的记者都是资深的，日本、台湾、香港的记者都是小年轻，所以出不了世界著名的专栏作家。我觉得我们的记者普遍存在浮躁心理，动不动就想当主持人，动不动就想当管理层，在美国没有这个观念。大前研一说，美国记者最后的职业出路都是专栏作家，而且专栏作家是必须依托于记者这个职业的。所以我在思考，培养记者的问题上，应该延续专业化路线，要树立一种观念，就是不见得你必须当上主播或者管理层你就出息了，你好好当记者，搞专栏，一样有出息。
还有一本书《世界是弯的》，戴维·斯密克写的。前两年不是有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吗？讲的是世界全球化，戴维·斯密克并不反对全球化，但是他认为全球化会给世界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机构带来非常多的困难，潜伏着非常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早晚要爆发。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他这本书一夜走红。这本书的多元思维方式和逆反的心态能帮助我们更客观、更全面地看问题。
另外，山崎丰子的《不沉的太阳》、《命运之人》等书都很有意思，山崎丰子八十多岁还能写出这样的上乘之作，很不容易。当然，我还在读大师的书和佛教经典，这些经典对我们做人、做事有非常有益的启示。
星云大师：多元思维和广泛的知识很重要，千万别把书读窄了。在《张老师》月刊上，我看到一则老师与学生们的对话《我能学到什么？》很值得深思。
学生问老师：
“学习数学能学到什么？”“精确！”
“学习文学能学到什么？”“真诚！”
“学习宗教能学到什么？”“虔诚！”
“学习历史能学到什么？”“智慧！”
“学习法律能学到什么？”“人权！”
“学习经济能学到什么？”“供需！”
“学习社会能学到什么？”“和谐！”
“学习美术能学到什么？”“审美！”
“学习天文能学到什么？”“远见！”
“学习伦理能学到什么？”“尊重！”
“学习海洋能学到什么？”“包容！”
“学习地理能学到什么？”“开阔！”
“学习政治能学到什么？”“妥协！”
学生反问老师：“如果我不学呢？”“无知！”
所以，阅读什么类型的书不是第一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思考了，是否收获了什么。机巧的人轻视学问，浅薄的人惊服学问，聪明的人却能够利用学问，所以一个人在为学做人与处世上，必须充实学问，有了学问才会有远见，有远见才能进而力行。
长乐先生：大前研一的一段话诠释了大师读书的意境：“20世纪充满常识，而21世纪是一个无常识可言，而且会突然发生变化的时代。如果被旧世界的常识所束缚，就无法瞬间抓住并正确理解新世界是新的事实，更不可能预见到新的事业。要想学习没有常识的世界中新的常识，即21世纪的规则，首先必须有意识地让自己习惯于对铭刻于心的一个个常识提出质疑。”
星云大师：读书不要从众，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书。比如我自己的床头书就不选大部头的书，太重，捧读起来很吃力。
长乐先生：书不在大部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资治通鉴》能够知古今，《二十四史》道尽天下的兴亡，三藏十二部的《圣典》，叙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琴棋书画皆相通
星云大师：琴、棋、画，都与人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琴的原始意义是“禁”，目的在禁止浮邪，使其归于正。所以在人生疾苦遇难的时候，琴能帮助我们免于堕于浮邪，度过苦难。
棋，是人生的写照。人一出生就在棋中，一盘棋就等于一个人生的写照，所以我们应该谨慎看清全盘，以免一棋走错，全盘皆输。
画，是自然的投影。我们画上世界上最美好的人事物，就像把大自然投影在画布上，所以不管是自己作画，或是欣赏别人的画作，都是人生一大乐事。
长乐先生：说到棋，我觉得中国象棋的发明是一大艺术杰作。据说，象棋发明于虞舜，是为了教育其不肖的弟弟，因其弟名“象”，故名“象棋”。从年代推断，棋艺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盛行，现在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源于汉朝刘邦与项羽相争的典故。
星云大师：我对下棋也颇有心得。我八十岁在佛光山宣布“封人”后，并不是完全不做事，仍然从事一些轻松的工作，如扫地、浇花、诵经、写作等，三餐饭后偶尔和徒弟中善于棋艺者对弈一二盘。因为我在少年时于栖霞佛学院就读，曾经观摩过学友下棋，至今犹记一些下棋的概要，比如先作布局，以防被攻；防守完成，再谋进取；进退有据，才可出击；必胜把握，始能一搏。
自从和徒众下棋以来，我以不纯熟的棋艺，总有八成胜算，很少输棋。弟子们怪曰：“师父未曾练棋，何以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使我等盘盘皆输？”事实上，我在心中盘算，年轻人只知进攻，不懂防守，只想抢吃对方棋子，不重招术，因此我有时候会故布陷阱，诱其冒进，如此一着，优劣阵势，往往立刻转易。等到他发觉自己陷入危机，再想挽回，大势已去。另外，徒众们年轻，经常边下棋边七嘴八舌，所有战术早已全部露馅。我则老谋深算，不动声色，等到万事俱备，调动各路兵马，给予当头一击，甚少让他们有还手的余地。
长乐先生：日本棋院挂一条幅，上书：“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细细一想，这“五得”正是修身的要点。一弈得好友：纹枰论道，益思结友。二弈得人和：局中争战，贵在人和。三弈得教训：成败利钝，了然于胸。四弈得心悟：大道无私，心悟无言。五弈得天寿：相呼对坐，耕耘养心。
星云大师：艺术不是单纯的“艺”，它是有感召力的。我本人不懂书画，但认为能将世间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提供大家欣赏，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所以我在台北道场创立了佛光缘美术馆，这是佛教界第一座专业美术馆，除了展览之外，也义卖美术作品，作为兴建佛光大学的基金。
我所义卖的很多作品都来自捐赠。比如，1992年居住在香港、与我素昧平生的高岭梅先生卧病医院，他请家人转告，希望我能为他主持皈依。当时我的行程已经排满，短期间内无法赴港，但想到山海远隔，不忍让一个老者拖着病体来台，于是用电话方便皈依。事后，高先生送了我一幅张大千先生的《观世音菩萨》画像以为致谢。直到举办义卖会时，我才知道高岭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张大千先生国画的知名之士，而那幅《观世音》和《荷花》居然为佛光大学筹得一亿六千万新台币，对于巨额的佛光大学工程款项，帮助甚大。
建立美术馆，不光以传播佛教理念、布教弘法为目的，也在服务社会、美化人心，为民众提供一个心灵开放的空间，参与互动的文化艺术天地。在我心中，佛光缘美术馆是一个走入生活的美术馆，而非仰之弥高的贵族殿堂，是将佛教与艺文结合起来，在热闹都会中广植净莲的美术馆。
后来我分别在台北、台中、宜兰、屏东、高雄、台南、彰化、苏州、扬州、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开设了二十二所美术馆，展览历代著名的绘画、书法、陶瓷、雕刻以及当代有名的各项作品。尤其佛教珍贵的佛像、文物、法具、画册等凡数千件，均分类陈列，并附上说明文字，以令信徒游客从认识佛教的文物法典来了解佛教的具体内涵。这就是把“佛教与艺文结合”的显著成果。
长乐先生：除了绘画，我更喜欢的是音乐。小时候，别人“破四旧”，我却收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唱片，包括《天鹅湖》、《江姐》以及著名的几大交响乐等。那时候，我父母被流放，工资被扣发，每个月只有十二元生活费，我们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起来几个钱去买乐器。那时候乐器也便宜，都是大甩卖的，我在兰州用十五块钱买了一只天堂牌的手风琴，还花八块钱买过一把小提琴。
我太太当时是我的同学，她家经济稍微宽裕一点，她哥哥花了二百五十元为她买了一架钢琴，我们用辆三轮车从兰州中央广场把钢琴拉到楼下，扛上三楼。钢琴安好了之后我们兴奋地轮着弹奏，虽然弹得不好，但钢琴悦耳的声音和那些悠扬的音符，有一种深达骨髓的感动与美丽。
那种少年的快乐、欢欣和愉悦至今难忘。
那时候，我们没有条件受专门的音乐培训，只能自弹自唱，忧郁的日子终于有了青春的亮色。那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正常情况下学不到的本事，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朝着自己喜爱的方向去发展。比如，散文看多了就想试试笔，诗歌看多了就有了跳跃式的思维……我想，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我如果没有读书这样一个嗜好的话，非常可能会沉沦。当时很多孩子在“文革”中沉沦，有的很小就谈恋爱，甚至怀孕、堕胎，荒废了青春岁月。
